不少官員亦大興學校，以此來振興士風。康熙四十年(1701)大理立《重修雲南縣學碑記》，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理再刻《重修雲南縣學記》碑，記載了縣令王書兩次興修學校並親自督辦教育的事跡。碑言：
夫學校之設，本以培育人才，師之所以為教，與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可不講。餘所頒教條，如勵行檢，端士習，崇實學，正文體諸務，無非宣揚道化，培育人才之苦心。使滇生佩而守之，庶德造可期，文風丕振，於教化不無少補。
這段話鮮明地表達了王書積極興辦學校是為了振興雲南士子風氣，培育人才的苦心。
立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提督雲南等處學政按察使司禁約碑》則將康熙皇帝《訓飭士子文》的精神細化為行為的準則，對士子的修養從八個方麵進行了明確的規範，條理分明，言簡意賅。以下略作列舉：
一、端士行。士人為學，端在躬行。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勉為君子，而其根本實始於家庭。誠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則大節已立。……
一、崇經術。窮經所以致用，非僅占畢之謂。……矧文章能根底乎經，取其精，不徒襲其句，筆下自確然粹然，迥出流輩矣。
一、尚史學。經以明其理，史以征諸事。……蓋曆代得失之由，昔人臧否之辨，班班可考。……前事者後事之師。……將來登進仕版，必能揆時度勢，經權不爽。……
一、振文風。國家以製藝取士，要在覘其夙蘊而源流支派各別。……闡聖賢之義蘊。法乎古，不泥乎古。……
一、廣武訓。朝廷文武兼用，武甲科有持簡侍衛，且隨超授參遊等官。……
這八條規範將“端士行”放在首要位置，明確要求士子實現言行統一，提出隻要“誠能孝於親，友於兄弟”，那麼“則大節已立”。文中強調士子在家庭中孝順父母，與兄弟友好相處是成就“文章經世之才”的出發點。其後，對士子治學提出了全麵的要求。首先要“崇經術”，要深刻理解儒家經典，才能在作文為人中靈活致用。其次“尚史學”。注重中國文化重史的傳統，做到以史為鑒，為現實人生服務。再次“振文風”，要求士子破除“陳言”，開拓創新，振興學術之風。最後“廣武訓”，希望士子文武兼備、全麵發展等等。從這些細化的條文中，可見地方官員對學風的倡導與康熙皇帝訓飭士子的思想是相通的。與此同時，地方官員們也效仿康熙皇帝，身體力行，“緣本平日治己之規，推廣共礪”，懷抱與士子共勉之心，向廣大的士子發出號召，“縷列宣告。辭無泛涉，言在必行”，互相監督，對地方士風的進化發揮積極的作用。
對照曆史可見，在康熙朝乃至雍正、乾隆時期士子名臣湧現，官場衰朽之風盡去。大理也誕孕而生數量眾多、深受儒學教育的白族新儒學派文人。一方麵他們自覺研究儒學經典，不少人著專書探討儒學。如李崇階曾著《聖雪宗傳》、《儒學正宗》、《正學錄》等書；龔錫瑞著《四書扼要》；楊履寬著《四書五經塗說》等。另一方麵，隨著中央王朝明經取士的政策的繼續推行，大理的新儒學文人踴躍科考，形成了社會潮流。乾隆二年(1737)在雲龍順蕩村立了《灶戶捐金資助每科赴試生員碑》，碑中詳實地記載了當地經濟實體聯袂捐助生員參加科考的史實。碑文中將康熙皇帝《訓飭士子文》旨義重申：“誠以正學興則邪辟破，人才盛則道德隆，典至渥也。”根據該碑記載，僅乾隆元年(1736)就有貢生尹文林等四十一人赴試，“每科赴試生員，每人給銀肆兩正”，這種製度自康熙以來，已經有百來年的曆史，鄉裏皆約定成俗。立於同治年間大理喜洲楊氏家祠《明清楊氏題名錄》碑，則反映了白族家族以士為榮的風貌。碑中列舉了楊氏十五人：“楊暹明洪武從傅、沐西征，以功授武信郎。楊大璋天啟乙酉科優貢，聯捷舉人，任楚雄府教授。……楊文蔚清嘉靖歲貢進士。楊建蔚清道光恩貢進士。……楊同治邑武庠。楊昌熾從九職禦，候選經政廳。”白族士子中亦湧現出如師範、王崧等譽傳全國的文人。
二、清代帝王敕封碑
清代帝王敕封碑幾乎無一例外，都反複強調了家庭教育對於士子成才的重要作用。不但突出了帝王對家庭中祖、父母輩的家教作用的褒獎，甚至連曾祖輩的教育作用亦被皇帝旌表，體現出清代帝王家學同構思想在家庭教育層麵的滲透。
清代對父母親進行敕封的碑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