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白族族群認同意識——文人群
體的心理分析
一、明清時期文人重塑白族曆史、文化的風尚
在《慈善妃廟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歲己酉仲冬，履畝過鄧，得訪所謂德源城者，州北遺址猶存。過公署數武，則妃廟在焉。碑版不立，題詠缺如。顧父老弟子員鹹知為鄧賧妃廟，且能言其始末。嗟乎！自天寶迄今二千餘年，忠義之臣，節烈之婦多矣，其湮沒不傳者往住往而有焉。……滇載籍殘缺，《白古記》，學士家多不見其書，而妃廟中又無博雅君子為勒其事於石。獨死節之始末，鄧之人口傳之，曆宋元明而無遺失。……署州守蘭陽馬公有誌風化，因追憶書此，並作詩貽之，俾鄧之人常歌以祀妃焉。
碑中記述作者馮甦尋訪“德源城”與“慈善妃廟”，因“碑版不立，題詠缺如”的情況聯想到自天寶迄今二千餘年的曆史，感歎不知還有多少如慈善妃一樣的節婦和忠誠義士的故事被曆史所淹沒。為了不讓慈善妃的故事失傳，馮公追隨追署州守馬公遺風，盡其所能，不僅尋訪“德源城”、“慈善妃廟”，而且刻石立碑，以此表達他自願為白族曆史記錄者與文化傳播人的擔當精神。
明清時期如馬公、馮公一樣的文人不少。他們是明清時期封建大一統的社會背景和科舉製度推動下產生的新生文人群體，其中既有白族士子，也有流官至雲南的仕宦。他們憑借著對時代變化、文化發展的敏感和對白族文化的摯愛，在明清白族社會的轉型時期積極思考白族族群生存問題，極力宣揚白族的民族優越性，同時掀起重塑白族文化的熱潮。
在明清時期的白族古代碑刻可見，因重建寺廟、學校、城池、橋梁等而立碑的情況十分普遍。以《大理叢書·金石篇》收錄的碑文來看，直接以“重修”命名的多達五十餘通碑刻。重修寺廟包括對佛寺、道觀、神祠、本主廟的重修，碑記如《重理聖元西山碑記》、《重修龍王廟記》、《重修文廟塑諸賢像記》、《重修崇聖寺碑記》、《重修竹林寺記》、《重修巍山青霞觀碑記》、《本主大爺聖殿重修碑記》、《重修將軍廟正殿功德碑》等等。重修城市橋梁的碑記如《重修來宣橋碑記》、《重立北溝阱水利碑記》、《重修南薰橋碑記》、《重興珂裏莊序碑》等。重建學校書院的碑記如《重修雲南縣學碑記》、《重修奎星書院碑記》、《桂香書苑碑記》等。這些碑記，借助重建之由，對白族的宗教、教育、文化等多方麵的曆史進行了重新的書寫，體現了明清時期白族族群認同意識的蘇醒，折射出文化轉型的背景之下，白族民族文化生命力的煥發。
二、白族古代碑刻族群認同意識透視
通過明清時期碑刻文本的細讀，可以看到在重修碑刻的熱潮中，白族族群認同意識的突顯。
一是，碑刻中出現了自稱為“九隆氏”、“九龍族”、“九隆族”族源追溯的潮流。
二是，白族大姓家族掀起了刊刻家族、族譜碑刻的風氣，這些家族碑刻多書寫了本族的始祖神話。
三是，明清時期碑刻中不乏對南詔國、大理國史的追述。
這些碑刻中出現的新氣象，集中體現了白族族群神話述祖的情結和曆史記憶的自我強化，是明清時期大一統社會背景下，白族對民族優越感和自信力增強的具體表達。
(一)神話述祖
1.九隆族的普遍認同
《三靈廟記》碑就是白族進行神話述祖的一個典型例子。碑中“白姐阿妹”觸木感生的神話固然是為段思平立大理國的神聖性宣揚造勢，但其本質是為白族段氏立國尋找族源優越性的依據。在明清時期的碑刻中，“白姐阿妹”觸木感生依托的九隆神話，成為了白族群體普遍的認同，人們自稱為九隆氏、九龍族、九隆族的記錄比比皆是。以下略作舉例：
五峰弘圭赤土江裏長段公乃是名家九隆之旺族，自於曾祖段泰為延順之職。
公諱繡，字文顯，姓楊氏，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賢，世處弘圭之寺下。
處士諱甫，字天然。享年八秩有四，以疾善終。憶昔始祖諱義宗，乃九隆族子雲之後。
公諱山，字允中，世居大理喜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賢。
以上的這些碑銘均以“九隆之旺族”、“九隆族之裔”等語自詡家世，反映出“九隆”之說已經成為了白族族源的一個“集體象征”。《南詔野史》言：“九隆氏，哀牢山下有婦名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之，立為十姓，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皆刻畫其身象龍紋於衣，子孫繁衍，居九龍山溪穀間，分九十九部，而南詔國出焉。”胡蔚本：《南詔野史》上卷。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九隆氏共有“董、洪”等十姓，而這十姓與明清時期白族碑刻中出現的段、楊、趙氏等墓碑中祖述為“九隆之裔”等說法相吻合，進一步說明明代洱海地區的白族大姓尊“九隆”為族源的共識。“白族為九隆之裔、白子國之裔的說法，就成了大理地區白族為之自豪的說法，成了他們自信地繼續生存並盡力發展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成了白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共同文化特點和心理素質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