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姓氏的起源和最早官製的產生，一般都認為與古人所從事的社會勞動分工有直接的關係。姓名及官製的產生恰好也是當時勞動分工的具體體現。關於這一點，古史資料也多有證實。遠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就記載了我國最早的不同的官名製度。之所以以“犬”封官，顧名思義就是負責畜養犬和狩獵的官員。
《周禮》說的“六牲”分別是指畜養和管理馬、牛、羊、雞、犬、豕的人員。他的職能如《周禮·春官·小宗伯》雲：“毛六牲，辯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
賈疏雲：“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其奉之，助王牽入廟。”
“六畜”，平常的時候分別要由校人、牛人、羊人、雞人、犬人、豕人養之。畜養的目的無外有三：一是為肉食，二是為了牧獵，三是為了祭祀。但是從史料分析“犬人”的主要作用就是畜養好要犧牲的犬，從而為祭祀做準備。從周代的宗教獻牲來看，凡祭祀前被選中的牲，無論“六牲”中的哪一種，都要交給充人養畜，到祭日之旦，再由小宗伯將“六牲”分頒給五官，五官各牽其牲，跟隨國王入廟祭祀。
“犬人”是什麼？也就是負責畜養犬的人。《周禮》有《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四官之說，他們各自有其職能，如《周禮·犬人》釋說：“《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郴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如果說商代的犬官主要任務是畜養和為國王偵探獸情的話，那麼，周代的犬人主要是為了國王的宗教祭祀服務。可見，犬人在國家的宗教祭祀活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周代的官製總體上是以“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經”的四時五行理論學說建立的。《周禮》所謂“六官”即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上，以天地四時命名的六官。因而也可以說六官暗含陰陽與五行的古代哲學思想。
就《周禮》的四官來看，《牛人》屬地官，《雞人》屬春官，《羊人》屬夏官，《犬人》屬秋官。這種官製的設立，也就是把牛、雞、羊、犬、豕納入了陰陽五行的理論之中。由此演化出天地生四時六官化生360官、象征周天360度，360官又統攝邦國萬民的官製體係。
《呂氏春秋》十二紀所分將犬官配對於秋季。這與墨子的觀點有較大的不同。呂氏認為：春為羊、夏為雞、季為牛、秋為犬、冬為豕。《墨子·迎敵祠》中將雞與東方相配，狗與南方相配，羊與西方相配，豕與北方相配，但在秦漢較流行的五行說法中：
雞為木畜，屬東方，為春。
羊為火畜，屬南方，為夏。
牛為土畜，屬中央，為季夏。
犬為金畜，屬西方，為秋。
豕為水畜，屬北方，為冬。
古人將五畜視分為五行，以及將雞、犬、羊、豕、牛與人體的貌、言、視、聽、思和脾、肺、心、肝、腎等相配對應的做法是否有科學的道理，還有待研究。但至少反映了古人力圖通過天人對應來解釋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周禮》春、夏、秋三官分設雞人、羊人、犬人，自然有古人的想法。比如鄭司農曰：“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這裏所說的司寇就是犬的官製。《秋官·大司寇》有“大祭祀、奉犬牲”的說法。從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上古時代，人們對“六畜”和祭祀活動的重視程度。犬官、大司寇的出現同時也反映了從殷墟時代到周朝，人們對犬的認識及由犬產生的一係列的祭祀活動，對中國古代的傳統巫術文化思想曾產生過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