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種新的曆史局麵，禹在治服水患後，“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把全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書·禹貢》即雲：“九州攸同，四隩既宅。”這就是說九州統一了，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故《左傳》襄公車年說：夏統治者曾把其所統治的廣大地區“通為九州，經啟九道”。所以禹劃九州，從一定的意義上，標誌著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轉化的完成。這時，也隻有在這時，“相鄰的各部落的單純的聯盟，已經由這些部落融合為統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社會民族——夏民族，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隨著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轉化的完成，基本完成了。
三、夏民族從初型到定型的發育
民族的形成，特別是從部落發展來的最初民族的形成，不是一步登天，一下子就成為一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的，它可分為初型和定型兩個階段，從初型到定型有一個相當的發育時期。夏民族從形成初型到發育成定型，又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啟以後，發生了太康失國之事，即傳說中的東方夷族後羿，便乘機西進，“因夏民以代夏政”，征服了夏民族。不久，後羿又被其親信伯明氏的寒浞所取代。隻是到了少康時代，又經過了許多氏族、部落的大混雜和融合，在夏遺臣靡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斟灌氏、斟氏餘眾的擁護下，少康攻滅寒浞，殺其二子，重建夏朝，夏民族才穩定下來。其間，大約經過了100多年的時間。
夏民族從初型到定型的發育過程中，其民族特征也越來越鮮明，越來越穩定。
夏民族的共同地域，在黃河中遊的河、洛流域的黃土地帶，即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黃河東至河南、河北、山東三省結合部，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其居住的中心則是在今河南西部的河、洛流域。不少考古學家認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裏頭文化遺址的分布，與上述夏民族活動的中心地帶大致相符，最近公布的登封王城崗古城遺址發掘報告更具體地證明了這一點。而夏王朝把全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不僅是夏民族形成的標誌，也是夏民族共同地域的一個重要表現。所以“九州”後來又成了“中國”的一個代名詞。
夏民族的共同語言就是“夏言”。《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所謂“雅”，荀子曾說過：“譬人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他又說過：“居楚而楚，居越而載，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由此看來，“雅”就是“夏”，而“雅言”就是“夏言”。在二裏頭遺址出土陶器的口沿上，刻著20多種符號，是否就是表現夏民族共同語言的共同文字，這當然還有待於更多的考古材料來證明。但是，按照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所說：“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三千多年，但是，依照甲骨文字的體係相當完備的情況來看，如果說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創造了文字，還算是謹慎的估計。”於省吾先生在評價半坡文字時則更肯定地說：“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的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約有六千多年之久，那麼，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有了六千多年，這是可以推斷的”。這樣，在二裏頭遺址發現的刻劃符號就很可能是夏民族的文字。
夏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主要表現在“以銅為兵”的灌溉耜耕農業經濟上。如前所述，青銅工具的出現和使用，是夏王朝建立前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標誌，登封王城崗古城遺址內一件青銅殘片的出土，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對於灌溉，《史記·夏本紀》雲：“禹浚畎澮而致之川”。鄭玄注：“畎澮，田間溝也”。《論語·泰伯》亦雲：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矬李遺址中還發現有寬2至3米，深約1米的水渠。對於耒耕，《韓非子·五蠹》說禹“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說明當時不僅有木耒，而且還有木臿作為翻土工具。《夏小正》中有“農緯厥耒”，一句，也說明當時的主要農具是耒。在河南龍山文化煤山遺址就有木耒工具痕跡出土，更有力地證明木製耒耜是夏民族的主要農作工具。所謂“耒”，《說文解字》說：“耒”是“手耕曲木”。即一根前端尖頭彎曲的木棒，在耒的一端綁上一個石或骨製的耜頭，就成為耒耜。耕翻土地時，以手持耒柄，以腳踏耜頭，刺地而耕。所以夏民族的共同經濟生活是“以銅為兵”的灌溉耜耕農業經濟類型。這種農業經濟類型。這種農業經濟類型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所以還必須輔以漁獵和采集。《尚書·益稷》所記禹治水時就說過：“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夏小下》中也記載了夏民族除農業外，還有畜牧、漁獵、采集等生產政事。
與此同時，大禹以治水開國的大量傳說又證明夏王朝對水利灌溉是實行統一的治理和管理的。從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古代利用河流灌溉的國家，為了治理水患和管理水利灌溉，往往由國家來統一管理。古埃及把全國的水利係統置於中央集權政府的統一管理之下，兩河流域的早期蘇美爾城市國家就把興修和管理水利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能之一。所以，為了統一治理和來之不易水利灌溉的需要，脫胎於原始社會末期的土地分配製度，夏民族在“以銅為兵”的灌溉耜耕農業經濟生活的基礎上實行了“井田製”。《大戴禮·夏小正》說：正月“農率均田”。為什麼要在正月“農率均田”？就是洪水泛濫的影響，每年必須寶藏在洪水過後，春耕以前把份地重新分配一次，以確定疆界劃分，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經界”。又為了統一管理水利灌溉係統的方便，實行水利灌溉的平原地區的“經界”就得十分整齊劃一，形成外有封疆，內有阡陌的所謂“井田”。呂振羽同誌曾肯定地說：“《周禮》、《論語》、《孟子》等儒家的作品中，所說關於夏代井田製度、必有其曆史的一點根源，斷不是他們所能憑空捏造，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孟子所說的“夏後氏五十而貢”，就很可能是夏民族表現為“以銅為兵”的灌溉農業經濟基礎上的早期的“井田製度”。這種“井田製”把夏民族緊密地聯結成一個穩定的民族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