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是社會運動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問題。“中國怎樣實現現代化即等於怎樣發展中國的生產力。”現代化“最主要的意義，當然是著重於經濟之改造與生產力的提高”。【1】因此，中國現代化之路最根本的是探索解放中國生產力、發展中國生產力的道路，實際上也是與研究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聯係在一起的。在20世紀上半葉尋求中國現代化路徑的各種流行的理論體係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更為合理的方法論工具。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以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為出發點，力圖回答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實路徑，可以說是李達研究唯物史觀的重要目的。李達以其深厚的經濟學學術底蘊，以對中國經濟事實的深切關注，在唯物史觀與經濟學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橋，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更貼近現實。
第一節 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唯物史觀
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馬克思就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將哲學與經濟學研究結合起來的典範。正是在哲學與經濟學的結合中，馬克思走向曆史的深處，形成了關於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創立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所謂新世界觀，新就新在馬克思在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現實生活的實踐中發現了人類曆史的根本線索，從而以實踐的觀點為基石實現了哲學世界觀的革命性變革。馬克思以新世界觀即唯物史觀為基本依據，全麵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以社會經濟結構為基礎的社會總體的構成和變遷，並由此展開了對資本主義以及它所表征的現代性的批判，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曆史趨勢。李達在此無疑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特質。李達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很廣，包括經濟學、哲學、社會學、法學、史學等。他認為，“但要獲得那種客觀的、正確的、指導的理論，就必須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經濟的進化之客觀的法則，同時具體地考察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以期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2】。他由此提出了以唯物史觀為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工具，以經濟學為唯物史觀研究提供具體材料，使唯物史觀與經濟學研究相結合的理論不斷深入。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李達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介紹、引進產生於西方土壤的哲學理論的同時，也在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何種層麵上具有普適性和現實性”尋找理論的支撐。
一、經濟問題成為李達研究對象的可能性
李達的經濟學研究在李達思想體係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李達對經濟問題的關注是分不開的。而李達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又基於對經濟與政治、經濟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關係的認識。
1920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了《共產黨》月刊，李達任主編。在《共產黨》月刊第5號“社評”中的《短言》中，李達寫道：“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兩大使命，一是經濟使命，二是政治使命。”【3】這篇短言體現了李達早期對中國革命兩個基本問題的初步認識。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和政治是一對孿生兄弟，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政治革命往往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手段。那麼，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什麼？中國的經濟問題將采用什麼樣的手段來解決？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的關係是什麼？這是李達等馬克思主義者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和革命路徑必須回答的問題。
1.社會革命的根源
政治為經濟服務，這是李達思考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李達明確提出，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解決中國社會改造問題，要“從經濟裏去探求”。李達在《社會革命的商榷》一文中，對社會革命產生的社會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革命的根源是經濟原因導致，而不是產生於人們的意誌或頭腦中的想法。他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為例進行了說明。法蘭西的大革命，在現代人看來，都認為是發源於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但是，李達提出，當時巴黎數千萬參加革命的人民，是否都已學會了盧梭的學說呢？俄羅斯的大革命，一般人都認為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李達提出，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數萬參加革命的勞動者和兵卒，是否都已學會了馬克思主義呢？實際上，革命的人們不過是受了當時經濟上的極大壓迫，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而他們總想脫離當時社會的經濟壓迫，打破當時政府的經濟鐵鎖，他們是想通過革命來求生存、求自由的。因此，革命群眾的革命意識的發生並不是來源於抽象的說教，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的舉行並不是受製於理論的鼓動，而是社會經濟生活本身的驅動所致，可以說經濟的壓迫是社會革命的原始動因。李達明確指出：“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產交換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發明出來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產生出來。簡單地說，社會革命不是在哲學中探求而得的，乃是發生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狀態之變動。”【4】李達通過闡述政治革命與經濟根源的密切聯係，初步展示了其社會革命思想。
2.產業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經濟根源
英國等歐美國家因產業革命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李達認為，產業革命也是現代中國的曆史起點，中國產業革命所引發的社會經濟矛盾是中國革命的經濟根源。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的“編輯例言”中，李達開宗明義地表達了這種思想：“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隻有從經濟裏去探求。現代中國的社會，已經踏入了產業革命的過程，漸漸脫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會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會的變動，都是隨著產業革命進行的。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凡是留心於國家改造的人們，必先依照產業革命的過程，就中國經濟發展的傾向作正確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論，樹立建設的計劃。這是我之所以要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5】
中國產業革命對中國社會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要了解近代社會的發展和它的特征，要了解現代社會問題的真相，就必須分析產業革命過程中的各種經濟事實。可以說，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產業革命的過程確有因果的關聯。因此，隻有在中國產業革命的過程中去探求，才能獲得中國社會改造的理論。進入產業革命以後，中國經濟出現了五種發展“傾向”：“新式的工業的確有了相當的發展，但還隻是剛到粗工業的階段，而且已經出現了停滯的征象”；“農業呈現破產的傾向，原料和食糧生產大受限製”；“手工業逐漸破產”；“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壓迫加重，生產力已受束縛，殊難順利發展”；“貧困程度增加，勞動問題和農民問題日益嚴重。”【6】這五種混亂傾向是中國經濟製度的困境。
李達分析了中國經濟混亂的現狀，提出了中國產業不能發展是內外矛盾作用的結果：一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處在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中國幼稚的新式工業不可能有順利發展的可能性，即使稍有發展的機會，也隻限於國際經濟侵略所不能及的時間或空間而已。而中國境內的外國資本家也利用不平等條約加大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不打破，中國的產業是沒有發展的可能的。二是“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的存在”。李達認為，封建製是發展新式產業的大障礙。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剝削、軍閥的割據、官商的勾結都是阻礙新式產業發展的桎梏，導致中國經濟出現混亂的狀況。中國產業革命的後發性造成中國的經濟受到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雙重限製，發展空間很小，而諸多混亂狀況的存在和經濟製度的困境，反過來又阻礙中國產業革命的後續發展，從而使政治的變革成為必然。
3.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的互動
李達指出，經濟混亂的狀況必然引起政治的混亂。中國社會經濟水平參差不齊，各種經濟成分混雜發展的混亂狀況導致政治混亂。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要進行“中國的革命，即要打破這種經濟的混亂和政治的混亂，去求得新的出路”【7】。因此，在目前中國的狀況下，革命是發展產業的首要途徑和前提。“怎樣發展中國產業的問題，實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8】同時，中國革命運動的性質是雙重的，既是經濟的又是政治的，革命也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必然途徑。“簡單的結論是：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製度，樹立民眾的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9】
因此，中國共產黨有兩大使命，即經濟的使命和政治的使命。經濟的使命有其特殊性，中國的經濟狀況在世界各國中是很幼稚的，但除了悲觀的方麵，也有樂觀的方麵，因為中國經濟組織的改造不需要傷筋動骨，可以不需要走別人走過的錯路——無序競爭的“私人資本主義”道路，而可以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使命是改造政黨，改造政治，改造中國，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經濟改造。針對中國的情況，李達認為應該先政治革命，後經濟革命，使政治革命為新經濟製度的實行開辟道路。因此政治革命不是共產黨的根本目的，政治革命也不是最終的革命，“共產黨的根本主義，是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經濟製度，換句話說，就是用共產主義的生產製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製度”【10】。同時政治革命之後，對舊的國家體製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要進行革命。李達指出，共產黨人並不反對政治革命，隻是不滿足於單純的政治革命，“因為單純的政治革命不立足在經濟革命上麵，革命成功之後，政治、法律、教育、軍事、國家財政、社會經濟製度等一切設施，都必然仍舊立足在資本主義上麵；無論何人組織政府，都必然仍舊和前政府一樣受資本家支配，采用資本主義；因為供給政府財政的權柄仍然在資本家手裏”【11】。因此，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結合，才能完成對社會問題的徹底解決。
二、唯物史觀作為經濟學研究理論工具的可能性
李達的經濟學論著很多，據不完全統計，他共翻譯9部專門經濟學著作，撰寫8部（篇）專門經濟類論著，其主持的出版社也將經濟學著作作為出版重點。在其經濟學論著中，概括了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關係。“由唯物史觀說推知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變革而進於社會主義社會，由剩餘價值說推知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必然崩壞而達於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由階級鬥爭說推知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為階級最後之抵抗形式，而階級與階級鬥爭之必歸於消滅。”【12】在其論著中，李達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運用唯物史觀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經濟思想，並依據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經濟趨勢作出了恰當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與未來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