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與中國的關係，綿延數百年，雙方之間的恩怨情仇，可謂是難分難解。中俄之間的共同邊界長達一萬多公裏，曆史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從蘇聯時代開始，俄中之間一直有著一種特殊的情節存在：無論是彼此的“蜜月期”（20世紀50年代），還是在彼此“反目成仇”（20世紀60—70年代），或者是後來的“平複”期（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俄兩國都將對方看成是自己的重要對手和夥伴，彼此關注，彼此重視。盡管曆史上俄羅斯一直有一種居於中國之上的“老大”觀念，但隨著兩國國力的變化，尤其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之間的關係調整開始進入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聯邦成立之後，兩國的政治領導人頻繁互訪，努力營造戰略夥伴關係。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朝核等問題上，中俄兩國的立場保持一致；麵對美國試圖建立單極世界、擴大北約集團、強化美日軍事同盟、鼓吹新幹涉主義以及部署“戰區導彈防禦係統”和“國家導彈防禦係統”的態度，中俄兩國立場一致，堅持世界多極化、反對單邊主義。此外，在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兩國也展開了積極合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關注俄羅斯，了解俄羅斯對於我們國家的發展是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的。
民族主義的問題在俄羅斯曆史悠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決定了俄羅斯在整個20世紀的命運。俄羅斯在試圖融入全球化市場的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在政府和國家無力掌控全局的時候正是民族主義的力量阻止了整個社會的進一步分化，凝聚了民心，挽救了民族命運。而在國家渡過了危機，開始平穩的發展之後，以普京為首的俄羅斯政府加強了對於整個社會的掌控，對於民族主義也開始了有條不紊的調整。一方麵，普京政府借鑒了民族主義中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有益的一些口號和觀點，加以改造利用，對於俄羅斯民族主義並不公開提倡，竭力避免刺激國內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防止可能引發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麵，俄羅斯政府對於極端民族主義采取了堅決抵製的態度，但在方式方法上又注重技巧，它通過頒布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極端行為加以限製，目標是將其限製在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使其不再蔓延和擴展開來，這樣的措施和方法或者見效比較緩慢，但是有效地避免了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保證了整個社會的相對穩定。事實上，普京政府的一係列強硬措施，尤其是將尤科斯石油公司重新控製在國家手中，並通過其他方式基本上掌握了俄羅斯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後，俄羅斯經濟已經開始步出困境，俄羅斯政府已經能夠大體上按照自己的意願製定國家的發展戰略。這樣的現實既標誌著俄羅斯社會轉型任務的基本完成，也同樣宣告了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一個特殊階段的結束。換言之，當俄羅斯的政府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有效地整合社會資源，在各種場合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民族主義的作用已經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從這個角度可以說，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在俄羅斯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的確發揮了某種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隨著這一社會轉型時期的結束，這種特殊環境中應運而生的民族主義，也會很自然地結束自己的曆史使命。
從這樣的角度看，俄羅斯民族主義在新時期的發展經曆對於我們國家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借鑒意義。我們國家現在正處於現代化事業全麵發展的重要時期，民族主義和與之相關的愛國主義，對於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各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因此，如何對待我國自身的民族主義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全麵考察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發展曆程，以及俄羅斯政府對其的有效調控，可以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加以清醒地認識，我們應該盡力趨利避害，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能夠沿著一條健康、安全、穩定、和諧和可待續發展的道路前進。
在學生生涯即將結束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了眷戀和不舍。從十年前作為南京大學外語學院的本科生進入南大學習以來，我又有幸獲得了在保研的基礎上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機會，因此，在南京大學的十年求學生涯將成為我畢生謹記、終身受益的記憶。
非常感謝恩師陳曉律教授在我讀博三年中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從學術興趣的轉向、論題的確定、資料的收集、本書稿的寫作和修改等，先生一直對我進行細致的指點和幫助，給予耐心的引導和鼓勵。感謝先生為指導本文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我的師兄於文傑教授，他對我的指點和幫助使我受益匪淺。感謝曆史係特別是世界史學科各位老師的支持和幫助。限於時間和水平，書中一定會有許多的不足之處，懇請各位前輩和廣大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使我能夠在今後的學習和研究工作中精益求精，不斷取得新的進步。
陳黎陽
2006年8月於
南京大學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