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搜部特別是東京地檢廳特搜部的成立與美軍關係密切。1947年11月，為了調查所謂的日本軍方及和軍隊關係密切的商人“隱藏戰前軍用物資案”，麥克·阿瑟主導在東京地方檢察廳成了“隱退藏物資案件偵查部”，簡稱“隱退藏案件偵查部”，部長“田中萬一”。組建時沒有從原有的司法官員中招聘幹部，而是以美國領事館和盟軍統帥部中的日籍員工（書記官等）為主。這些人接受專門訓練後，獲得了盟軍統帥部GHQ的支持，在查獲日方藏匿的軍備物資和資產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在盟軍統帥部GHQ內部鬥爭中占據優勢的民政局（GS）副局長查爾斯·凱迪斯也因此對東京地檢特別搜查部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據說，在昭和電工案後期，他力主由特搜部來偵辦就是擔心案件會“失控”。昭和電工案後，與GHQ參謀二部（G2）走得比較近的吉田茂組閣，東京地檢特搜部一直對吉田的團隊“緊盯不放”，吉田茂的幾個“好學生”——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都先後成為他們偵查甚至是起訴的對象。直到今天，在日本，還有不少人認為東京地檢廳特搜部與美國方麵特別是中情局關係非常密切，因為在特搜部所偵破的案件中，反美政治家涉案的比例遠遠高於親美政治家。
在東京地檢廳特搜部曆任34名部長中，後來成為日本總檢察長的有4人，副總檢察長（次長檢事）的有4人，可以說，東京地檢廳特搜部不愧是檢察官“精英”中的“精英”了。有趣的是，在日本官僚中多數是東京大學畢業的大背景下，東京地檢廳特搜部卻是一個例外，時任東京地檢檢事正“馬場義続”，次席檢事田中萬一、特搜部部長山本清二郎、特搜部主任檢事河井信太郎等人都是私立的日本中央大學畢業的。據說後來還因為東京大學出身的畢業生不斷增多，為爭奪主導權，東京地檢廳內部爆發了所謂的“中（央大學派）東（京大學派）戰爭”。
此外，日本檢察官內部還有所謂“紅磚派”與“現場派”的習慣性區分。所謂“紅磚派”，是因為法務省舊址為紅磚建築，因此那些常年在法務省工作，後來轉任檢察官的就被稱為“紅磚派”。而那些從基層幹起來的，多年在辦案第一線磨煉的檢察官則被稱為“現場派”。關於檢察係統內部的派閥區分及“恩愛情仇”及其在重要的反腐敗案件中的影響，下文將在專門章節中詳述。然而，由於取證困難、政治人物的抵製等原因，即使是被譽為最強“偵查機構”特搜部也經常麵對“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幾年前的一部香港電影《殺破狼》中，任達華飾演的資深警察陳國忠為了將洪金寶飾演的黑幫老大王寶繩之以法，不惜聯合整個重案組同事刪改作為關鍵證據的錄像帶，最後被另外的警員發現，沒有成功。在電影中，黑幫老大的犯罪行為都呈現在鏡頭前，事實是很明晰的，警方偽造證據抓他在一般觀眾眼中，應該說也沒有什麼問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涉嫌貪腐的當事人是否真的作奸犯科，事實究竟如何，我們無法確認，隻能靠證據來還原。一旦允許偵查機關“製造”證據，則真相無法還原，當事人無法自辯，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就可能為偵查機關一手“操控”。2009年，日本大阪地檢特搜部在偵辦“厚生勞動省村木厚子（女）局長”涉嫌偽造公文一案中，幾乎所有的檢方證人都在出庭時翻供。進一步的調查還發現，特搜部的檢察官們存在對證人逼供、誘供甚至篡改關鍵物證的問題，最後大阪地檢特搜部部長大坪弘道、副部長佐賀元明均因涉嫌違法而被捕，成為了一個全民熱議的大醜聞。如果說，昭和電工案是特搜部聲名鵲起的起點，那麼，村木厚子案就差點成為了特搜部身敗名裂的終點，筆者因此將多花些筆墨詳述此案，以便向各位尊敬的讀者介紹日本國內對反腐機構及其權力行使的一些最新討論。
事情還要從日本的殘疾人福利政策說起。對待殘疾人的態度是測定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作為發達國家，日本在這方麵做得很出色。1976年，為鼓勵殘疾人團體的發展，讓殘疾人能夠更多地參與社會活動，日本規定所有的殘疾人團體在寄送內部刊物給會員時享受“第三種郵政製度”，說白了，就是郵費可以打折扣，一般需要120日元一封的郵件，殘疾人團體寄送內部刊物時僅需8日元，是正常標準的6.7%。殘疾人團體均可享受這一優惠，獲得日本厚生勞動省或者地方政府的證明文件即可。
然而，有不法分子卻打起了鑽政策空子發財的歪主意。2008年10月6日，《朝日新聞》刊登報道披露，有印刷公司利用第3種郵政製度大量印刷和郵送直接入戶的商業廣告。報道一出，日本的“郵政事業株式會社”用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對第三種郵政製度使用情況進行全麵排查，並於12月24日向內閣總務大臣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承認確實存在報道披露的情況。
2009年2月26日，大阪地方檢察廳特搜部逮捕了大阪當地廣告企業“新生企業”公司的社長“宇添敏代”和原執行董事“阿部徹”。檢方的前期調查查明，2006年4月至2008年10月，這兩人涉嫌違反日本郵政法，以殘障人士公益組織“白山會”的名義，大量寄送家電、印刷方麵的商業廣告，涉嫌偷逃應付郵資35.5億日元。
如前所述，享受“第三種郵政製度”的政策優惠，必須事先獲得厚生勞動省或者地方政府的資格認定證明。檢方調查發現，“白山會”原名“凜之會”，其所持有的殘障人士公益團體資格證明文件由厚生勞動省頒發，但該團體並不符合有關資質要求。那麼，“凜之會”到底是如何拿到這份“資格認定書”的呢？敏感的檢察官逐步將調查的焦點由廣告公司轉向了頒發資格證明文件的政府官員和政府機關，備受關注的“障害者郵資製度惡用事件”逐步由普通的詐騙案件演變成了一場“反腐風暴”。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整個案情全貌，這裏先簡要介紹一下案件的幾個主要當事人以及無爭議的一些基本事實。
1.“凜之會”主要發起人河野克史。此人後來成為日本媒體廣泛關注和報道的對象。河野曾多年從事媒體出版行業，早年事業有成，晚年生活逐步陷入貧困，60歲時他開始關注起殘疾人保護事業來，這是因為河野的愛女是身患雷特綜合征(Rett syndrome)的殘疾人。據《朝日新聞》等媒體報道，河野克史確實非常熱心參與到“日本雷特症患者協會”、“日本殘疾人鋼琴教師研究會”等公益團體的活動中去，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幫助這些團體聯係活動讚助商、銷售慈善活動的門票、尋找便宜的印刷廠印“會刊”等。例如，雷特症患兒由於常常會突然不自覺地發出聲響而無法參加一般的交響音樂會。2000年，荷蘭的一個交響樂團來日本開展慈善義演，在河野克史的奔走協調下，最終該樂團答應為這些雷特症患兒專門表演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