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後記，循例是應該感謝一下那些支持並幫助我完成此書的各位同仁的，但因為本書最後反複校驗即將出版之時，恰逢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糾紛陷入前所未有之緊張，甚至還有網上傳聞稱，涉日題材的書籍已經成為“禁區”。一些朋友和同事也關切地詢問起相關事宜，所以我想在這裏多說上兩句，簡單談談幾點雜感。
作為一名處處被要求謹言慎行的公務員，花這麼多業餘時間和體力精力，梳理日本的反腐倡廉製度和實踐，還可能惹來不必要的“口水仗”，真的有必要嗎？反複思考的結果是，隻要不影響自己的日常工作和身體健康，做這樣的工作，還是有點兒意義的！首先是因為，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境）外有益做法，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已經是我國在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方麵的一個重要方針。根據這一原則，對日本相關製度和案例進行研究，當然不能算是多餘的。
而在當前形勢下，筆者認為，中國對日本的研究，不但不應該禁止，相反還應該加強！因為中日關係緊張就不研究日本的邏輯是荒謬的。眾所周知，美國人類學者本尼迪克寫《菊與刀》時，美日還處於戰爭狀態，那她的研究就錯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此書在美國製定二戰後占領日本政策時被奉為圭臬。20世紀下半葉，日本實現經濟快速複蘇和崛起時，又是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寫了本《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警醒那些為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的美國人”，去認真了解日本，學習日本的長處。據說，這本書不但“警醒”了美國人，連新加坡政府也將其列入了公職人員的推薦書目中。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本尼迪克還是傅高義，不管是否讚成他們最後的研究結論，你都必須承認，他們研究日本的時候，始終是從一個美國人的立場出發，非常嚴謹、深刻而有獨到見解的。
同樣的，中國實在是太需要多一些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上理性、客觀而有獨立見解的對日研究了！應該說，近現代以來，從蔣百裏先生這樣的留日學生開始，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並不少。甚至以我自己為“圓心”，就能找出一些在研究日本方麵頗有建樹和影響的作家出來。我是江西人，2009年出版的《冰眼看日本》的作者俞天任先生也是在江西長大的；我曾經去過河北省平山縣誌願者支教一年，最近頗有影響力的旅日作家“薩蘇”祖籍就是平山。然而，令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我所接觸到的所謂“日本學”著作中，少有中國學者的作品。甚至有人批評認為，中國有些“日本通”卻“通日本”，這樣的說法也許偏頗，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始終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觀察、分析問題，既是身為中國人的責任和要求，同時也是研究日本“出精品、成大家”的基本前提。日本學追根溯源是了解日本的荷蘭人開始的，畢竟旁觀者清，日本人自己研究自己終歸脫不了這樣那樣的顧慮以及由此而生的掩飾傾向。隻有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配合以更為理性的態度、嚴謹的方法和縝密的邏輯，我國才會出現超越《菊與刀》、《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的對日研究經典來。
更為緊迫的是，當我們在討論中日關係進而希望深入研究日本時，一個重要的而又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的這個“鄰居”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日本未來向左還是向右？中國究竟能發揮多大影響力，從而實際擔負起一個二戰戰勝國在維護亞洲特別是東亞和平與穩定方麵的曆史責任？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由於釣魚島問題的衝擊，中日關係經曆了劇烈波動。一方麵，不論是民主黨的野田佳彥，還是自民黨的安倍晉三，其對華立場均急趨鷹派；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對於日本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提升，2012年10月9日豐田、本田和日產公布數據，9月中國區汽車銷量同比分別下降49%、40%和35%。同一天，由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日本企業為中心構成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米倉弘昌在東京與安倍晉三舉行首輪政策對話時明確表示，日中、日韓關係日益緊張，特別是日中關係的惡化給日本企業帶來了重大影響，期待自民黨為改善日中關係作出努力。經團聯會長在日本被稱為“經濟總理”，其政策影響力同樣不可小覷。由此看來，日本未來的對華政策，將更趨複雜，套用網絡上的一個詞，那就是糾結。此外，9月12日，新近崛起的政壇新星大阪市長橋下徹與7名國會議員宣傳成立新黨“日本維新會”，據《日本經濟新聞》的輿論調查，其民意支持度已達12%，逼近民主黨的14%，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更讓人不安的是，日本維新會已於11月17日與大右翼石原慎太郎領導的太陽黨合並，並宣布如能在眾議院選舉中獲勝將推舉石原擔任日本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