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主觀能動性的差別，因此，主體對利益效用的刺激在行為的反應上也就不同。這種不同點，主要表現在主體的感受性、興奮性和應激性三個方麵的差異上。感受性是主體對刺激的反映能力，例如，對於同一刺激，有的主體反映深刻，有的淺薄，反映水平是不同的。興奮性是主體對利益刺激所產生的激動能力，如對於同一刺激，有的主體激動的速度快，激動的程度強，並且激動持續的時間長；相反，有的激動的速度慢，激動的程度弱，激動持續的時間短等，就是興奮性的表現。應激性是主體對刺激做出適應和變化的能力，它在現實生活中通常以心理承受力和應變力為表現。承受力是主體對於刺激接受和適應的程度和力度；而應變力是主體在受到刺激時控製和支配自己行為以及應付事態突然變化的能力和水平。例如，對同一刺激，有的主體能承受了，並能有計劃、有目的獨立地采取行動，並且能隨機應變；有的則不是這樣。上述三個方麵的有機結合，並且在具體的能動過程中融為一體，從而使主觀能動性的差異導致了不同主體行為反應的區別。
理解了上述主觀能動性與行為反應的關係，那麼，利益效用、主觀能動性和政治效應三者之間的關係就迎刃而解了。這就是，對於同一利益效用的刺激，由於主體素質所導致的主體主觀能動性的大小強弱的差別，從而使主體在實現利益的過程中在政治效應上也就具有了差別。例如，在同樣的利益受到同一侵害時，有的主體主觀能動性強，政治反應迅速和強烈，反抗激烈，能以各種方式積極地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有的主體主觀能動性差，反應遲鈍和平淡，因而在政治行為上則表現為無能為力。對此，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為利益而鬥爭的曆史，則體會深刻，受益無窮。
三、利益效用的遞增性和政治效應的持續性
在現實生活中，主體獲得利益的過程，雖然是主觀和客觀相結合不斷進行活動的永無止境的過程，但是，在獲得利益的過程中，主體不但希求不斷獲得利益，而且希望將獲得的利益提高到最大可能的程度。為什麼呢？因為隨著客觀環境的不斷變化，主體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其結果是導致追求利益的主觀願望的無止境的發展。而這種利益欲望無止境的發展是以利益效用的遞增性為其表現的。所謂利益效用的遞增性，就是主體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對其利益在質和量上的期望值表現出依次增長發展的趨向性。例如，一個人如果總是不斷地欣賞優美的音樂，那麼，他在其生存和發展過程中對優美音樂的價值判斷和期望值也就一次一次地提高。又如，有的人對利益效用的貪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永無滿足之時，等等，這些都是利益效用遞增性的體現。馬克思在揭露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特性時，引用托·約·登寧的話說，資本家是“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他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他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他就敢於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他就敢於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他就鼓勵動亂和紛爭”〔3〕。這樣，資本家活著和存在的目的就是利用資本來不斷地快快地賺錢，並且無限地發展。這種對資本家淋漓盡致的揭露，一是點透了資本家剝削的本質；二是道明了他們追求利潤效用的遞進性。由於資本家把利潤視作利益，因此，在這裏利潤效用就轉化為利益效用了。那麼，這裏有個問題，即是除了資本家以外，其他人在利益效用上是否也存在著遞增性的問題，應該說同樣存在。因為“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4〕。這裏的“人們”，包括所有的人或者所有的主體。而區別問題的要害，在於利益效用的性質，是隻貪一己之利的遞增性，還是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結合起來的遞增性。例如，中國強調現階段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裏的“日益增長”就是人民在利益效用上遞增性的表現。這是天經地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