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公元701年生於西域的碎葉（現在吉爾吉斯斯坦境內），五歲隨父親到綿州昌隆縣（現在四川江油縣）。他讀書很早。他自己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古人論年齡多用虛歲，五歲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實際年齡四歲，各種學科的書都看。他讀書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把從古以來的曆史都學了一遍。讀書開闊了他的眼界，也激發了他的誌向，他是一個“心雄萬夫”的人。小時候，父親叫他讀漢朝著名文學家司馬相如的名作《子虛賦》。他覺得寫得好，不但喜歡讀，而且決心要寫出超過司馬相如的作品。他後來在詩中說：“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說的就是這件事。《文選》是過去優秀作品的選集。相傳李白曾經三次模仿其中的作品，把每個題目都自己作一遍。但是因為寫得不如意，都被他燒了。在《李太白集》中，能夠看到的隻剩下一篇《擬恨賦》。李白自己說，他“三十成文章”。從五歲開始學習，經過了二十五年，九千多個日日夜夜的刻苦努力，靠著恒心和毅力才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這方麵，革命前輩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毛澤東一生與書為伴，即使是戰火紛飛的歲月，他也是“卷隨於鞍馬之側，文章作於轉戰之中”。周總理身負重任，日理萬機，但常以“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自勵，終生苦學不倦。劉伯承元帥在長期艱苦的戰爭年代，也是抓緊時間，利用戰鬥的間隙讀書，翻譯和校譯軍事論著。他的許多戰役戰術總結、軍事著作和外軍譯著，就是在戰爭年代的坑道旁、馬背上撰寫和翻譯的。他常說：“對既學來的感到用之不足，對未學來的感到求之不盡。”比如，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一年後這部譯著校訂好並付印，劉伯承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當時正值戰爭最殘酷的階段，幾乎天天在打仗。（左權同誌就是在這期間犧牲的）即使如此，劉伯承也不忘校訂工作，他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學習任務。此後，《合同戰術》下部的譯稿又送到劉伯承的手中，校訂完成並付印時，劉伯承作序寫道：“我在上愛國自衛戰爭前線時，帶上這本《合同戰術》及其譯稿，才真正開始校正與補譯。幸好在敵人飛機大炮坦克的督促與我參謀同誌幫助繪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他們之所以能夠創造輝煌的業績，給後人留下許多寶貴的思想財富，這與他們長年堅持學習，是決然分不開的。作為青年官兵，一定要繼承和發揚他們這種可貴的學習精神，切實做到持之以恒。胡耀邦曾給中青年幹部提出一個指標，就是“閱讀兩億字的書”。按每本十萬字計算，折合二千本書，如果我們每天用一小時讀二十頁書二萬字，一周讀一本，一年五十本，要用四十年可完成任務，如果這樣堅持下去，一年可以讀五百萬字。筆者粗略統計了一下，毛澤東的著作共三百多萬字，其中《毛澤東選集》四卷共一百多萬字，《毛澤東文集》八卷二百多萬字。而《鄧小平文選》共三卷八十多萬字；《資治通鑒》三百八十多萬字、《續資治通鑒》三百二十多萬字，這些書都是季羨林等國內五十餘位著名學者聯合推薦的人文經典書目，一天平均看一小時書並不難，如果長期堅持下去，那就會受益匪淺。
明代學者吳夢祥自己定了一份學規，上麵寫道：“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誌，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輟，一曝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除了“不出門戶”的關門讀書的態度值得商榷外，其他都是值得學習借鑒的。作為一線帶兵人要善於把零碎的時間利用起來，發揚鍥而不舍、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一股擠勁，每天擠出半小時、讀書三四頁，天長日久，終有所得；拿出一股鑽勁，鑽得越透，領悟越深，收獲越大；拿出一股韌勁，點滴做起，持之以恒，把學習當做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日不讀就心有不安。如此，隻要專心致誌，痛下功夫，堅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會有收獲。
學會讀書，便是點燃火炬
台灣詩人餘光中有篇談讀書的文章，題目叫“開卷如開芝麻門”，意思是步入書卷便如同阿裏巴巴步入了四十大盜藏寶的洞穴。科學的學習方法如同步入學習的洞穴需要打開的密碼和照亮洞穴的火炬。
學習方法關係學習能力、影響學習成效。方法對頭，就會事半功倍、收獲豐厚；方法不對，則會事倍功半、勞而無獲。1948年，劉少奇曾對馬列學院學員講：“要學得一點東西，必須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對。”“隻努力而方法不對，也學不到什麼，自認為學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習近平同誌曾經指出：“善學者智，善學者強，善學者勝。”擲地有聲，字字珠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人們的學習內容在複雜性、深刻性上都大大增強，迫切需要我們不斷改進學習方式、創新學習方法，做一個善於學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