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人的精神血脈裏，一直有一種溫暖的東西被傳承了下來，它跟功利無關，跟金錢無關。
每個北大人讀書做學問都會自覺地承擔起這樣一種使命，那就是要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推動中國的進步。
周國平說，任何一種真實的活法必定包含兩個要素，一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二是嚴肅的精神追求。生命本能受到壓製而萎靡不振，是因為活得不真實。精神上沒有嚴肅的追求，隨波逐流，也是活得不真實。這兩個方麵又是互相依存的，生命本能若無精神的目標是盲目的，精神追求若無本能的發動是空洞的。
在北大，想要活得真實，就得有精神的目標，就得有嚴肅的精神追求，一旦選擇這種活法，你就是自由的、愉悅的，你的生命就是活潑的、跳躍的。
北大人向來重精神，我想北大以及北大人能夠成功就在這一點上。
錢理群教授說過，在生存、溫飽基本解決，即達到衣食無憂以後，人在精神與物質上應有什麼追求就是一個大問題。
北大曆史上的很多學者、教授，他們顯然更注重精神對人的生命的意義，他們追求的是“簡單的物質生活與豐裕的精神生活”。
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他們不追求外在於自我生命的東西，那都是身外之物，是應該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老校長蔡元培和胡適在這方麵做得更卓越，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的弟子錢耕森教授曾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談他們的租房故事。他們曾長期居無定所，屢次搬家，雖身為名教授並兼要職，生活依然清苦，但他們不誤立身行道，無暇計較個人得失。
晚年蔡元培定居上海期間，先後租房五次，幾乎是過一年多就得搬一次家，總是寄人籬下。
在這種情況下，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好學生蔣夢麟、胡適、王星拱、丁燮林、趙畸、羅家倫，於蔡先生七十歲前夕的1935年9月7日，特地集體聯名寫信給蔡先生：
孑民先生：
我們都是平日最敬愛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誤，實際上是十一日）是先生七十歲的壽辰，我們都想準備一點賀禮，略表我們敬愛的微意。我們覺得我們要送一件禮物給一位師友，必須選他所最缺少的東西。我們知道先生為國家，為學術，勞瘁了一生，至今還沒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書籍，也還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沒有一個歸壟庋藏的地方。因此我們商定這回獻給先生的壽禮，是先生此時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書的房屋—各地的響應，已超過了我們當初的期望。
現在我們很恭敬的把一點微薄的禮物獻給先生；很誠懇的盼望先生接受我們這一點誠意！我們希望先生把這所大家獻奉的房屋，用作頤養、著作的地方；同時也可看作社會的一座公共紀念坊，因為這是幾百個公民用來紀念他們最敬愛的一個公民的。我們還希望先生的子孫和我們的子孫，都知道社會對於一位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會忘記的。
我們很誠心的祝
先生的健康！
和先生一家的健康！
蔣夢麟胡適王星拱
丁燮林趙畸羅家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七日
這些北大元老處劣境而不覺，說明他們立身處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是多奉獻，少索取；重精神，輕物質；約己嚴，待人寬；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
他們的人生態度是求實的，他們的人生理想是遠大的，他們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對購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我們從蔡元培和胡適兩位老北大人對待住房的態度，可以感受到他們崇高的人格和精神，值得我們後人欽佩與效法。
眼下的社會，我們的生活光怪陸離，物欲鋪天蓋地，稍不留神就會迷失其中。
現在很多人家的空間被更多的物質占領，心靈的空間也越來越窄，他們的焦慮感也越來越強，每天匆匆忙忙地趕路，但總與幸福擦肩而過。
如果我們再去看看“五四”前後那批北大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震撼人心，他們相比今人更關注心靈世界的成長，甚至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但是他們不是失敗者，因為時代的最強音大多都是從這裏發出來的。
有句話說得非常好，一切奢侈品都給精神活動帶來不便，人生最美好的享受都依賴於心靈能力，是錢買不來的。在北大，你可以從相反的方麵去體會，一切精神活動都給北大人巨大的利益和方便。
實際上，真正的快樂對於物質的依賴十分有限，英國功利主義者全都主張快樂更多地依賴於精神而非物質。
所以，我堅信在北大夜以繼日地泡圖書館、瘋狂地閱讀、如饑似渴地聽課聽講座、隨時隨地交流討論，都是北大最美的精神風景，都是北大最殊勝的靈魂生活。
一個真正經過北大生活的北大學子，無論走到哪裏都將是成功和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