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有所成就或建功立業的人，在奮鬥過程中，都會謹行慎思。因為，這樣的人有著長遠的目光，他們想得要比普通人更遠，看得比普通人更高。於是，他們為未來的憂患擔憂，更害怕因身邊的事情處理不當而羈絆住自己的腳步，令自己停滯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虧一簣。因此，他們會時刻觀察著身邊的動靜，認真處理每一件事情，並且在做事之前，總是深思熟慮。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前行過程中，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才有了以後的大成就。
曾國藩創建的湘軍成立後，便開始對抗太平軍。起初作戰的時候，幾乎總是失敗。每失敗一次，對曾國藩來講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麵對失敗的痛苦和其他方麵的壓力，曾國藩一次次想要自殺，結果都被手下攔住。
每次的敗仗讓曾國藩不得不謹慎起來。如果不謹慎，不去分析失敗原因，那麼打勝仗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小，就要忍受將士戰死疆場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創建的湘軍就承擔不起救國大任，就不能實現自己成就功業的大誌。因此，曾國藩必須謹慎。
戰場上需要謹慎作戰，官場上更需要謹慎為官。因為，官場上的戰爭是無形的、隱蔽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是不公開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場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樣很重要。曾國藩本身就是一個謹慎的人，這從他每日檢點自身的習慣中可以看出。雖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場，畢竟不同於平日在家與周圍的人打交道那麼簡單。初入官場，曾國藩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而是處處爭強，時時果敢，吃了不少虧。時間久了，曾國藩便漸漸發現了官場的黑暗，善於總結的他變得更加謹慎起來，不再以敢、強標榜自己了，而是將其掩藏在內心中。
曾國藩對“慎”有深刻的理解，並且有專門的闡述。在《書贈仲弟六則》中，他如此陳述：“古人日欽、日敬、日謹、日虔恭、日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做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
為官生涯中，曾國藩仔細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終生受用的觀點。他說：“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賢者寒心，不肖者無忌憚。若犯此症，則百病叢生，不可救藥。”
隨著鎮壓太平軍的戰功赫赫，曾國藩的權勢越來越大，然而他不以為榮，反為其憂。因為官位越高，接觸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遊刃有餘，談何容易，更何況曾國藩還是一個外權大臣。他在日記裏經常寫道：官位越高，權勢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禍。因此，曾國藩總是生活在無窮無盡的憂患之中。他總是將事情盡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點或漏洞，以免受到別人的指責，或使一些異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導致自己因小失大。
鹹豐十一年（1861）九月，鹹豐皇帝駕崩於熱河。不久，清廷內發生了政變。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相互勾結，將八位顧命大臣囚禁。並在後來將其中四人處死，另外四人革職。曾國藩心生恐懼，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牽連進去。
肅順是顧命大臣之一，此人雖處在清廷腐敗環境中，但仍能夠潔身自好，洞察時事，是當時少有的開明之臣。他曾極力推薦曾國藩去營救左宗棠，曾國藩比較敬重他。另外，作為肅順的幕僚，王閩運、郭嵩燾等人與曾國藩的湘軍交往密切。慈禧要肅清肅順一黨，曾國藩多少會受到一些牽連，這無疑讓他感到恐懼，但當王閩運勸他自立時，他卻絲毫沒有動搖，而是靜觀其變，畢竟，他對清朝是忠心的。
曾國藩當時應該是很謹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後不會對他怎麼樣。因為當時太平天國運動並沒有平定，湘軍仍然是保護大清江山的一道堅固屏障。沒有湘軍，盡管慈禧太後能夠垂簾聽政，也不會長久。另外，湘軍在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勢力，如果拿辦了曾國藩，定然會引起各路湘軍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