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童聲合唱《送別》，銀幕上出現了一隻在山岩前盤旋的蒼鷹。這是個頗具象征意味的開篇：無法展翅高飛的蒼鷹喻示了本片的主人公——報國無門隻好嘯聚山林的張牧之，而《送別》略帶悲涼的音調則渲染出英雄的落寞。緊接著，張牧之的義子六子出場了。導演用特寫鏡頭強調了他後腦勺上的疤痕，暗示他是個腦子有缺陷的人，從而為他後麵愚蠢的死亡埋下了伏筆。
從有點傻氣的六子的視線裏，我們看到冒著濃煙的汽笛，鏗鏘行進的車身這些火車的局部鏡頭。就在觀眾以為來的就是列普通火車時，導演以一個極具視覺衝擊力的仰拍全景鏡頭（八匹白馬拉著火車飛奔而來）打破了我們的預期，讓我們意識到前麵幾個鏡頭原來是導演故意設下的圈套，為的就是耍弄我們一下。在後麵的情節中，類似的視覺上的玩笑還將多次出現，這體現了薑文頑皮幽默的風格。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馬拉火車並非憑空捏造，清末的正史上確有記載。不過，導演把曾經發生在慈禧太後身上的典故移植到這裏可不隻是為了逗個樂子，它不僅是對民國初年新舊雜交的社會亂象的隱喻，而且也巧妙地揭示了影片所要探討的主題：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問題。這一主題貫穿於這個殺富濟貧故事的始終：什麼時候中國社會的發展才能完全擺脫暴力革命這一古老和原始的驅動力？
當《送別》由優美的童聲合唱突然變為成年人荒腔走板的高歌時，導演讓鏡頭跳到了遠景，這讓人覺得似乎有一雙眼睛正從山上窺視行進中的火車。這裏耐人尋味的是畫麵與聲音組接時明顯的錯誤。因為按照常識，當導演在這裏通過遠景鏡頭來拍攝火車時，是不應該讓火車上的人聲給觀眾以如此近距離感覺的。難道導演是想通過聲音實現從山上到火車上的空間轉換嗎？沒必要。因為如果僅僅為了剪輯流暢的話，根本不用加入聲音，照樣可以從這個遠景鏡頭跳到車廂內。那薑文為什麼要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呢？讓我們繼續往下看，答案自有分曉。這時，鏡頭跳到車廂裏，縣長馬邦德夫婦和湯師爺正興高采烈地一邊唱歌一邊吃著火鍋（導演特意為他們安排了一盆圓桌那麼大的紅湯火鍋，這時我們才明白原來車頂冒的白煙正是從這兒飄出來的）。就在馬邦德得意揚揚地自我吹噓時，導演切入有人從山上正用槍瞄準火車的鏡頭。這個瞄準鏡頭以遞進的方式呼應了前麵那個窺視的鏡頭，表明馬邦德他們早已鑽進套子，並且眼看著就要大難臨頭了。這樣一來，他們在車上意氣風發高唱《送別》的場景就充滿了嘲諷意味：這三個人確實就要生離死別了！現在我們該明白薑文為什麼要采用那麼不尋常的聲畫組接方式了吧？因為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他讓埋伏在山上的人和火車上的人建立起了聯係，從而使對馬邦德等人的嘲諷得以實現。但是導演不想僅僅嘲弄一下馬邦德他們就了事，因此在那隻手即將扣動板機時，突然切入馬邦德邀請護送士兵同去吃喝的鏡頭，這就為下麵的敘事設置了懸念：麵對一車廂荷槍實彈的士兵，山上的槍手會成功嗎？就在軍官向馬邦德表示要盡忠職守時，山上的槍開火了。不過，一連幾槍打出去，火車看上去卻安然無恙。六子以為沒打中，張牧之卻沉著自信地說：“讓子彈飛一會兒！”這句台詞不但點了題，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影片敘事風格上的荒誕性。薑文是誠實的，也是狡猾的，他誠實是因為一開篇就通過“讓子彈飛”的方式告訴觀眾這是一部在許多方麵都有悖常理的影片，而他的狡猾也體現於此：既然子彈都要飛一會兒才能擊中目標，我們還能對下麵發生的一些看似不合邏輯的事情較真嗎？果然，張牧之話音剛落，那邊馬的韁繩就被打斷了，火車失去了牽引。接著，張牧之帶領弟兄們飛馬衝下山來。不過，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張牧之他們並沒有和車裏的士兵正麵交鋒，而是不可思議地將鋼斧砸進鐵軌，結果把火車翻上了天。到這時，我們才明白那一車廂嚴陣以待的士兵又是薑文設計的一個笑料，而且他的幽默在這裏達到了近乎殘酷的地步——一滴紅色的液體從騰空而起的火車裏落下，但那不是死者的血，而是火鍋的湯汁！
接下來，我們看到毫發未損的馬邦德和他的太太成了張牧之的俘虜。為了活命，馬邦德假稱自己是死了的那位湯師爺，殊不知這樣做其實是弄巧成拙，因為從此以後他再不能公開地與太太夫妻相稱了。此外，因為驚慌失措，當他說車是他買的，人是他雇的時，不小心泄了底。從張牧之的反應來看，他已經看出了這個自稱湯師爺的人其實就是那個買官的縣長。與馬邦德的驚恐不安相反，馬太太神情自若。當張牧之“審問”馬邦德時，導演頻頻插入她回頭顧盼的鏡頭，似乎對這位戴麻將麵具的匪首頗感興趣。這為她下麵與張牧之假戲真做埋下了伏筆。因為沒弄到錢，張牧之決定假充縣長到鵝城去走一遭。在路上，當張牧之為馬縣長的“橫遭不測”向馬太太致歉時，馬太太無動於衷地說她已經是第四次當寡婦了，這種態度除了表明她對馬邦德的失望外，還暗示出這個女人可能出身青樓。當張牧之打趣地提醒她可不要再守第五次寡時，馬太太話裏有話地說：“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張牧之聽出馬太太在調情，於是故意轉回頭去問馬邦德當夫妻最要緊的是什麼。為什麼要問馬邦德這句話？因為張牧之早就看出他是真縣長。馬邦德無奈地說是恩愛，張牧之又讓他大聲說一遍，一是嘲笑他為了活命不敢認妻的卑劣行徑；二是提醒他注意，既然自己現在是馬縣長，那理所當然有資格和馬太太“恩愛”了。趁妻子與張牧之說話之機，馬邦德企圖逃走，結果又被抓回。這次，張牧之問他當縣長最要緊的是什麼，馬邦德回答說是忍耐。他這麼說是想讓張牧之不要因為剛才逃跑的事懲罰他，而張牧之問這句話卻仍帶有提醒他的意思：既然你還想著當縣長，那麼就得容忍我和你老婆做夫妻。這段對話為後麵馬邦德因妻子和張牧之睡覺而懊惱的喜劇性情節作了鋪墊。
在鵝城的城門口，張牧之一行受到縣民的隆重歡迎。馬邦德在宣讀委任狀時，交代此時是1919年（中華民國八年）8月，但原著中的時間背景是1930年前後。薑文把時間提前到“五四”運動爆發後不久，顯然是為了強調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社會形態將發生劇烈變化的時代。此外，如此設計還為張牧之這個人物打上了一種末世英雄的烙印，這點在以後的情節發展中將得到印證。由馬邦德來宣讀委任狀是薑文設置的一個情節包袱。到後麵，馬邦德告訴張牧之他本來不是到鵝城上任的，顯然，在這裏他故意念錯了上任的地點，正如他後麵所說，他是故意把張牧之帶到一個凶險之地的。這反映了馬邦德狡猾的性格：以此來報複張牧之。在表演打鼓的女子當中，麵容姣好的妓女花姐引起了張牧之的注意，而花姐顯然對這個酷勁十足的新縣長也頗有好感。不過，麵對美人的笑臉，張牧之隻是在嘴角微微泛起一絲笑意，像許多英雄一樣，他也不善於表達感情，這種壓抑而拘謹的性格不但為他和馬太太相處時製造了許多笑點，而且也讓他最終失去了喜歡的女人。就在這時，鵝城一霸黃四郎的轎子出現了，眾鄉紳馬上躬身迎接，其恭敬程度較之剛才對待張牧之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更讓黃四郎顯得威風十足的是他根本就沒有親臨現場，轎子裏隻是一頂他的帽子。有意思的是這不是一般傳統土紳常戴的瓜皮帽，而是一頂西式的氈帽，這表明黃四郎的視野本領絕非一般土豪劣紳可比。黃四郎不親自來接卻搞出如此排場明顯是想給新任縣長一個下馬威，讓他明白自己才是這裏最有權勢的人。這種傲慢態度加上他兩個惡奴胡萬和武智衝的囂張氣焰不禁讓張牧之有來者不善之感。這時，馬邦德在旁邊提醒他道：“你才是來者。”見張牧之感覺到了黃四郎的威脅，心懷憤恨的馬邦德自然竊喜不已，因此這句話中明顯帶有揶揄的意思。一個凶狠的惡霸再加一個不老實的師爺，這兩個人物的存在注定了張牧之要達到掙錢的目的不會那麼容易。
張牧之他們一進城就處在黃四郎的監視之下。正當他在自家樓頂用望遠鏡觀察張牧之等人時，管家帶來了準備給他當替身的戲子楊萬樓。看著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楊萬樓，黃四郎說贗品是個好東西。這句台詞可謂意味深長。因為他現在正在觀察的新縣長就是個贗品，而馬上就要被當作麻匪“槍斃”的縣長護兵也是贗品，但有意思的是，這些贗品都騙過了黃四郎的眼睛。到後麵我們發現，正是黃四郎自作聰明找來的這個替身導致了他的垮台，你能說贗品不是好東西嗎？不過，這話從別人嘴裏說出來就不好笑，隻有讓黃四郎本人說出來才能達到嘲諷效果。不僅如此，薑文在這裏還通過喜劇的方式讓黃四郎對自我進行了一番審視：感覺到新縣長霸氣外露，黃四郎決定跟他耍耍。黃四郎不耐煩地甩了句：“算逑！”替身馬上跟著模仿了一句，這是一句四川土話，有兩層意思，既可以指搞不出什麼名堂，也可以指算了。黃四郎這麼說顯然是在怪替身多事，不過，當替身跟著模仿了一句後，反而引起了他的興趣。他招手讓替身過來，跟他一口一個“算逑”地打起了嘴仗。這段看似插科打諢，其實卻表現了黃四郎分裂的人格：一方麵，出於維護作為一方霸主的地位，他不能容忍新縣長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亂搞明堂”；另一方麵，性格當中軟弱的那一麵又讓他想息事寧人，少作計較。隨著情節往下發展，我們會發現心狠手辣的黃四郎性格中有著濃重的女性氣質。這個形象讓人聯想起《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那個有著一雙女人般柔軟的手的“小壞蛋”。在薑文的世界裏，最厲害的壞蛋總是有點女裏女氣，這是薑文給他們打上的恥辱印記，這印記讓他們具有了一種天然的卑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