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從六品的芝麻官，還沒實權，仰望天闕，真是宦海無涯。
按理說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謀不該混得那麼慘才對。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氣場不合的領導。
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鴻藻覺得徐世昌虛偽矯情，非常反感。
這個得承認，不然人最後也不可能混到民國總統的位置。
問題是縣官不如現管，便是日後能當美國總統，辦公室的小領導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論，清水衙門翰林院走出過不少人才，卻也培養了很多廢柴。蓋因我國有學問便有學問家，有學問家便有學問，同時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家……
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隻有三個半。張佩綸、徐世昌和楊士驤算三個全人，張謇隻能算半個。
徐全人被老大壓製，什麼好處都輪不著。窮翰林們最大的好處就是外放省一級的鄉試考官，隻要能撈到一任，立刻盆滿缽滿，鹹魚翻身。
一任都當不上的徐世昌隻好靠微薄的俸銀生存，每逢三節，給李鴻藻送的“孝敬”不過區區二兩，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惡性循環……
深感苦海無邊的徐世昌幾番活動，謀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雖小，機會眾多”為由所阻，直到難兄難弟袁世凱敲開了他冷清的家門。
這是一次務虛的談話，卻比戊戌變法更務實。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歐洲，而徐世昌則獨具慧眼地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國。
這一年，美利堅的國民生產總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躍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並沒有摻太多水，但再高也沒用，不過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罷了。
作為一個當時政以賄成的農業國，大清的GDP就地產生就地消耗，從來不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質。
美國則不然。
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工業化民主製大陸國。看看遠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歐洲列強，再看看比《黃金三鏢客》大決戰時還緊張的中日俄三國，你就明白隻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還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鄰嗎？核武器出現前還有比新大陸更安全的淨土嗎？
遠離紛爭讓美國成為一座平靜的試驗場，試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穩固的製度——民主共和，最先進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憲國仍依賴強人政治。可強人不常有而戰爭常有，時勢造就了俾斯麥和伊藤博文，德國與日本卻最終無法擺脫二戰慘敗的厄運，皆因體製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於是，徐世昌判斷，20世紀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隻能是美國。
貌似不可思議，實則勢所必然。
話題回到袁世凱身上。徐世昌幫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勢：要想練兵，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受國家任命。而督辦軍務處五個“常委”裏，奕訢深居簡出，接觸起來有困難；奕劻資曆最淺，不是幹事的料。剩下三人裏，李鴻藻德高望重，門生遍天下（包括張之洞）；翁同龢鐵杆主戰，幫光緒打造精兵的心願比誰都強烈；榮祿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稱，後黨裏的行家裏手。
目標已經很明確，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論李鴻藻同徐世昌，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凱比起來，就像兩個世界的物種。
然而，為了亡清大業，別說是臉厚心黑，便是臉黑心厚，亦在所不辭。
接下來的一個月，袁世凱要將亡清之學發揮到極致。
秘不外宣的跑官寶典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鐸，此人是李鴻藻親錄的榜眼，對付老學究很有一套。
李盛鐸早年奔走於徐桐門下，徐桐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對鴉片深惡痛絕，卻故意在床頭放置煙具，並揚言是傳家之寶。
老頭見了當然生氣，把他叫到跟前訓斥。李盛鐸突然一副勞改犯麵對攝像機的表情，叩頭認錯，又以極其誇張的動作當場將煙具砸爛，以示浪子回頭。
這下輪到徐老頭慌了：“何必把東西毀壞，不吸就行了。”
李盛鐸搖身一變，成了樣板戲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師訓，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頭的撮合下，袁世凱終於見到李鴻藻，遞上了自己精心措辭的《致軍機大臣李鴻藻論甲午清軍敗因稟》。
此稟將“求官六字訣”裏的“捧”“恐”“吹”運用自如，上來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鈞鑒”。
“夫子”是不能亂叫的，但現實中很多人都在亂叫。倒不是因為吃錯了藥，而是沒有安全感，想通過拜師尋找靠山，借機上位。
對這種褻瀆師道尊嚴的卑劣行徑，李鴻藻極其反感。於是，知趣的大頭叫他“太夫子”——當我老師的老師總行了吧？
這就把李鴻藻捧上了飄飄然的神壇。
實踐證明，沒有人能對“捧”字免疫。而且正由於比比皆是，太過常見，反倒習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隨園詩話》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當庶吉士，散官考試時吃了不通滿語的虧沒能留下，外放到江蘇做縣官。
在向自己的老師、以清正聞名的尹繼善辭行時，當過兩江總督的尹老師問他下去以後有什麼打算。
袁枚故作為難道：“也沒什麼打算，就是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