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後來回憶說：“在我們學校裏麵有一個規矩，每個星期要看兩部新的國產電影，看了兩年就開始逐漸有一種不滿。這種逐漸的不滿來自什麼呢？就是當時中國的銀幕上是看不到我們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個熒幕世界跟我們的生活是沒有關係的，特別是對我們中小城市、縣城農村長大的孩子，特別是對來自內陸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時又在當代的發展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充滿了困難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當時的電影裏麵是很難看到，時間長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滿，因為我覺得實際上我選擇電影，就是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生活，長期的一種生活曆練讓我自己有一種表達的願望，希望把我個人的生存經驗能夠通過電影呈現出來。”【注：賈樟柯在第三屆黃帝國際文化論壇的演講（2009年3月）。】顯然，電影界的這種狀況，令賈樟柯不滿，也給他動能，促使他“決定自己幹”，他要把自己認為被銀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現出來，“這是我最初做電影的一個動力，我覺得這就是在爭取話語權”，【注：引自[美]白睿文：《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羅祖珍、劉俊希、趙曼如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1-172頁。】賈樟柯說。
不過，賈樟柯對母校的評價還是很中肯的，他覺得北影這所學校各方麵還是比較寬鬆的，它鼓勵學生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於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導演，並嚐試寫劇本，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他當過很多次“槍手”，坐在自習教室裏為別人趕寫電視劇本。那時候他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可以掙一些錢補貼自己的短片製作。“我的劇作能力是寫電視劇寫出來的，所以我現在拍電影不用劇本”，他這樣說過。
04 喜歡三個詞———青年、實驗、電影
賈樟柯這一屆北影文學係的同學，總共12個人，七女五男，號稱“七俠五義”。住在北影618房的賈樟柯和同班同學顧崢、王宏偉，便是這“五義”中的三個。
起初，他們聚在一起也頗有幾分俠義，因為他們三個都不富餘，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錢便是我缺飯票。大家隻好相互照應，三個人把錢湊在一起，用“共產主義”的模式解決溫飽問題倒也讓他們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賈樟柯便流露出想拍電影的意思。顧崢和王宏偉都沒有往心記，因為他們三個的家庭既無電影界的譜係，又無大款親戚，連吃飯都有難度，想拍電影簡直是個笑話！
但有一天，一切都變了。這個標誌性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他們三人發起成立了青年實驗電影小組。
當事人之一的顧崢回憶說：
我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學生照例去洗印廠觀摩兩部最新的國產電影。放的什麼片子已經沒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帶給大家的失望和憤怒還是記得的。步行回學校要經過北影後麵特別黑的一條小路，賈樟柯再次對王宏偉和我說，咱們拍電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種電影。他說，你看看現在的中國電影，得了那麼多獎，實際上這麼差，壓根就是個幻覺！
事實也是如此。進校以後，全體同學觀摩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霸王別姬》。這部剛獲戛納影展金棕櫚大獎的片子是第五代電影繼《秋菊打官司》以後，在國際電影節上又一次獲得成功，但同時也是最後一次。當時他們不但得到了國際電影節的最高榮譽，得到了國內很好的票房，同時還得到了影評界的一片讚譽之聲，這非常難得。可是在此之後，我們見到的第五代電影卻越來越所謂“商業化”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影片中的原創性越來越差，他們電影中的中國越來越陌生了。而他們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開始在誤導中國電影。就連擅長拍城市題材影片的黃建新居然也在拍攝一部第五代電影得獎模式的《五魁》，接著是何平的《炮打雙燈》、李少紅的《紅粉》。望著他們電影中的張式攝影、陳式異國情調，以及同樣的對現實的無動於衷，同樣的對問題的熟視無睹，我們開始失望了，開始不滿了！
那天晚上，我們搞了幾瓶啤酒，在宿舍樓的防火樓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責任感，老賈不停地吸煙，說話比平常多了許多山西口音。他說：不能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東西了。當時我還是比較悲觀，說了一些實際的困難。沒想到王宏偉那天特激動，一伸手摔了一個空酒瓶，說：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聲音在夜空中顯得格外刺耳，算是我們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