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結盟基礎”為中心
張祖
（四川農業大學副教授）
作為南京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南京政府”）外交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戰時期的中英外交一直備受學界關注。然而，就戰時中英之間的整體關係而言，則是“衝突”多於“合作”。鑒於此，僅從西藏交涉、香港問題著手，或單談蔣介石訪問印度借以調停英印衝突為重點，“均不足俯瞰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的全貌”。為此，本文嚐試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以蔣介石的外交策略為線索，縱向考察中英兩國的“結盟基礎”，探研中英結盟後“盟而不合”的激烈矛盾，以及南京政府在爭取結盟中的種種艱難努力，從而揭示戰時中英外交“是盟”卻“非友”關係的實質所在。
一、相逢不相識：製裁與妥協的交鋒
近代中英關係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憑借船堅炮利打開中國大門的英政府逼迫清廷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至此造成中英外交無法對等鋪開的局麵。20世紀20年代末，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隨即宣布開展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的革命外交，英政府為此大為不滿，反應激烈。此次以“廢約”、“維權”為主的革命外交較之以往堪稱強硬，中方更在期間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雖重振國威，卻也令中英關係因此裂痕擴大。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立即電令中國駐英公使施肇基，就“日軍侵略中國東北”一事向國聯提起控訴，要求其出麵製止，恢複事變前狀態，並責成日本賠償損失。9月21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討論應付時局方針時，再次提出“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與此同時，蔣又下令成立“特種外交委員會”主持對日外交，實際則是謀求依靠國聯和美國的力量來解決中日衝突。種種跡象表明，與其說蔣及其政府期待國聯能用內部方式“製裁”同為其成員的日本，倒不如說蔣以各國在華利益拉攏英國避免其袖手旁觀。
然而，英方顯然對前事耿耿於懷。國聯隻在9月30日通過一項既不譴責日軍侵略、又不主張采取任何實際措施的所謂“不擴大事態”的決議，責令中日雙方停止衝突、撤回軍隊。將中、日置於同一級別，也就意味著中國要和日本一起承擔戰爭責任，而國聯完全漠視日本侵華這一基本事實，更令日本侵略氣焰日益囂張。英國之所以持如此態度，並不難理解。南京政府繼收回租界後，又於抗戰前夕因“日本入侵東北”一事訴諸國聯，要求其製裁日本，實際則與主導國聯的英國再次相遇，雙方無法達成“製日”的共識。除中英嫌隙外，英政府還認為戰爭一旦爆發，其在遠東的貿易和影響將要消失，隨即而來則會失去香港和新加坡等殖民地。為此，英內閣將遠東政策基調定位為“和解”，即不製裁日本，也不支持中國尋求別國援助，名為“中立”，實則是以己之利而偏袒日本。
反觀中方，騎虎難下的南京政府迫於日益嚴峻的抗戰形勢，不得不繼續求助國際支持。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中方在組織軍隊應戰的同時，仍試圖借美、英之力迫使日本停止軍事進攻，但進展並不如意。7月11日，英外交大臣艾登竟宣稱日本及其他各國“有在華北駐紮軍隊的權利”，公開承認日本侵華“合法”。為此，中國方麵做出強烈抗議，於7月16日向《九國公約》各簽字國遞交備忘錄，通報事變真相，譴責日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試圖警醒各國“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不過，獲取國際聯合聲援的做法並沒有奏效，蔣介石隨即調整策略，改為“各個突破”的單線對談，他相繼於7月21日至28日召見美、英駐華大使，要求“英、美兩國努力從中設法”單獨或聯合出麵調停。此時的英國沒有任何幫助蔣的意向，相反，在“八一三”淞滬會戰後，英方默認日本封鎖中國海岸。
蔣介石在接受英路透社記者訪問時，反複強調兩層含義：其一，“國際間對於現時中日兩國不宣而戰之戰爭有聯合幹涉之必要”；其二，“此種國際幹涉，非完全為中國，實為謀國際間整個之完全”。英方完全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其首相張伯倫認為幹涉抗日戰爭等同於“自殺”，而對日本的經濟製裁乃至動用武力都是“錯誤”，更明確表態“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避免在遠東采取敵對行動”。與此同時，張伯倫又強調要向“和日本綏靖”“做出某種努力”，“積極”向日靠攏。
是年5月，英國同日本簽訂了《戰時中國關稅抵付外債辦法協定》，將天津、秦皇島、上海等被占領區的海關收入全部移交給日本，以犧牲中國的權益來保護英方的貿易，完全無視中國主權。至此，在利益分贓驅使下的英國公開讚同日本的侵華行徑，即便日本於11月3日占領武漢和廣州之後與英在華利益大有衝突，英方仍打算啞忍，繼續對日推行綏靖政策。
1939年2月，日本海軍攻占中國海南島。此前，日軍已占領了金門、東沙和南海各島，隨後宣告封鎖南海交通。英國權衡利弊之下，竟於3月首次應允向中國提供500萬英鎊的貸款，作為與日本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僅隔兩月，英國就與日本協定共管中國政府在天津租界所存的白銀。所謂“中山之狼”，日本對此並不領情，於是年6月14日封鎖天津英、法租界，禁止交通和食物輸入。7月起，日本境內相繼發生反英示威、浪人搗毀英駐日使館等惡性事件。
為解決天津租界等問題，一再退讓的英國派出駐日大使克萊琪於7月15日與日本外相有田在東京談判。7月24日，雙方達成出賣中國主權的《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表示充分認知日本在中國造成的“實際局勢”；承認日軍“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維持其控製地區的公共秩序”，稱“有其特殊的需要”，“必須壓製或取消任何將妨礙他們或有利於他們敵人的行動或起因”，並強調“無意鼓勵任何有損於日本軍隊達到上述目的之行動或措施”，與中國劃清界限。
英國不斷的袒日行為，引起中國當局的強烈不滿。蔣介石在接受倫敦《新聞記事報》采訪時，毫不掩飾對英此舉的憤慨，他譴責英國的讓步“無異於以血肉喂猛虎”，並大膽預測“即使英國以百年來在華所有整個之權益，悉數讓與日本，日本軍閥亦斷斷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動。除非英國全部放棄其在遠東一切之所有。換言之，即放棄印度、放棄澳洲、放棄紐斯倫（新西蘭），乃至放棄其在紅海以東一切的勢力，或者可以獲得10年至20年的相安”，甚至公開表態“任何協定如不得中國政府之承諾，無論在法律上、在事實上均絲毫不能生效”。這是繼革命外交、求助國聯之後，中英關係再一次陷入險境。
此時的美國認為，英國對日本的全麵妥協很可能引起日得寸進尺的冒險，以致威脅美國利益。為抵消《有田-克萊琪協定》的影響，美政府於7月27日宣告廢除1911年簽訂的《日美商約》（半年以後生效）。該舉措令中國方麵大為振奮，稱“此事可予日本及日英東京談判一打擊”。7月31日，蔣介石再次會見美駐華大使詹森，高度讚揚美日商約的廢除“減輕了中國自卷入衝突以來所麵臨的極嚴峻的危機”。英、美對華政策的大相徑庭，已經令蔣對戰時外交倚重的核心作出了明確判斷，而對英外交的策略，則轉為期待國際局勢的變化將英國卷入對日戰爭。
二、相識不相盟：綏靖與避戰求和的交替
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中國在對英外交的天平上再添砝碼。1938年10月1日，外交部明確指示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歐戰發生，英或傾向於與日妥協……請美嚴促英勿與日本妥協，增我抗日困難。”將對英外交的運作囊括到對美外交的範疇內。是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宣稱欲建立“日、滿、華三國合作”的“東亞新秩序”，回應早前《近衛聲明》中“不以南京政府為對手”的方針，該聲明同時亦將西方大國的勢力從東亞掃地出門。
如此一來，先前已退出國聯的日本與國聯，尤其是與英國之間的隔閡漸生。1939年1月，國聯通過決議，拒絕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要求，並首次邀“與遠東有直接關係”的國聯會員國“與其他具有同樣利益之國家”在“適當時期”“采用協商辦法”研究中國代表的提案，務求“采取有效辦法，以特別援助中國”。國聯既從“利益”出發，中方就以其著手，伺機提醒英國，“須知英在華利益實較美國為大，英國如欲保全其在遠東之地位，此時正應采取積極政策，免失時機”以促英轉變對華態度。
是年2月，日軍在中國海南島登陸，情勢愈加緊張。蔣介石試圖以此作為中英關係的轉機加以運籌，他預言“太平洋上之形勢必將大變”，聲稱日軍此舉目標意在英、美，一旦戰火蔓延，必將成為“對英、美、法之最大威脅”，以此加強針對英、美的國際造勢。如蔣所言，日軍果然於3月南進，提出對南太平洋大片領土的要求；4月，日本宣布統轄中國南海諸島。南京政府再次就此向英方提出援助中國抗戰以維護東亞共同利益的要求，卻並未得到英方回應。英國之所以持此立場，其理由是“以全力應付歐洲，以德為第一對象，如在歐洲方麵獲得勝利方能應付遠東，則其遠東地位及立場可以維持，否則歐洲方麵如不能勝利，則遠東方麵當然不能照顧”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館藏“國防最高委員會”，堅持“先歐後亞”方針，也因此對中方以借款所訂購的戰略物資，諸多推脫，遲遲不肯交貨。至7月1日，時任駐英大使的郭泰祺向英方試探時，英仍“不願與日挑戰，但自外交途徑有所表示”加以搪塞。一再努力之下，英國對華依舊冷淡敷衍，對日卻連番退讓，令蔣對“英、美自私自利之態度深感不滿”，他譴責“所謂租借法案或軍事合作等皆無絲毫誠意”，而英方之前的微小變化“不過利用我之犧牲以保障彼之安全而已”，“思之不勝憤慨”。
蔣決定以“軍事合作”促使英國改變對日立場。是年4月4日，中方提出中、英、法軍事合作的計劃草案，其主要內容為：中、英、法三國在共同對日製裁、不單獨對敵媾和的前提下實行軍事及經濟合作，並請美國做平行行動。美國對此不感興趣，聲稱行動須受中立法的約束。英國則不屑一顧，認為遠東局勢尚未到需要認真研究中國建議的階段，對此明確拒絕。中方鍥而不舍，又將軍事同盟成員調整為中、美、英三方，並於11月9日，再向美、英駐華大使提交三國合作方案，英方依舊維持原意，避免與華結盟導致其雙線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