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開
（台灣政治大學教授）
一、前言
蔣介石成長在一個中國傳統家庭中，母親王太夫人長年禮佛，曾自述幼年時隨母親赴寺廟之情形；然而蔣氏於1930年10月23日受基督教洗禮，成為正式的基督徒後，基督信仰即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近年來，由於蔣氏《事略稿本》及《日記》等相關資料陸續開放，引起研究者對其私領域活動的高度興趣，其中印象最為深刻者，為蔣氏生活之規律與對基督教信仰之虔誠。蔣氏每日晨起後，必做朝課，包括讀經、唱詩、靜坐、禱告；晚餐後，必做晚課，包括讀經、反省、禱告等；每周日至教堂禮拜，並曾於1948年7月將擴建完成之南京小紅山行邸捐獻為基督教堂，名為“凱歌堂”，來台後亦於士林官邸傍建一教堂，仍名“凱歌堂”，作為與夫人禮拜之場所。其實早在《事略稿本》及《日記》之前，已經有若幹蔣氏與基督教的相關文獻公開，如中正紀念堂曾經展出蔣氏閱讀並手批的《新舊約全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亦影印出版《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等，另有相關人士如親友或侍從人員的回憶或口述曆史，隻是沒有引起研究者太多的注意。
關於蔣介石與基督教的中文研究十分有限，2008年11月，韓國新羅大學教授裴京漢於“民國人物與民國曆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表《蔣介石與基督教——日記裏的宗教生活》一文，運用蔣氏《日記》探討蔣氏的宗教生活，為關於蔣氏與基督教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以“作為基督徒的蔣介石”為題，就目前所能掌握資料，從蔣氏關於基督教的公開言論、蔣氏在日記中所顯現的基督信仰，以及蔣氏對《聖經》的研讀三方麵進行討論，借以理解蔣介石作為一個基督徒的相關舉措。
二、關於基督教的言論
1937年3月26日，蔣介石在南京對基督教美以美會東亞聯合議會特別大會發表名為“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的書麵致詞，以西安事變事實為例，說明基督信仰對其身處危難時的影響。美以美會與蔣氏所屬監理會，均屬於基督教韋斯利宗，3月26日適為耶穌受難節，因此該文亦為蔣氏於受難節之證道詞。對於基督宗教的信徒而言，耶穌受難節及複活節是兩個十分重要的節日：受難節，是基督宗教信徒紀念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日子；複活節，則是紀念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之後第三天複活的日子，兩個節日連接在一起紀念。
該文首段開宗明義地揭示宗教信仰對於人之重要性，曰：“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對於其革命主義亦不能無宗教式之信仰心，否則無論大小事業，皆無所成就。”繼以自身於西安事變期間之感受為例，說明基督信仰對其影響，謂：
餘信仰耶穌，將近十年，讀經修道，靡日或間。客冬西安變亂，事起倉卒，孑然一身，被困於叛部者二周，嚐向監視者索讀聖經，益覺親切有味；而救主耶穌博愛精神之偉大，更使我提高精神，以與惡勢力相搏擊，卒能克服仇魔，伸張正氣。
並引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臨死前所說的七句話，即“十架七言”中第一句話：“為仇殺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輩所為，彼輩不知也；乞赦之。’”原稿作“為仇殺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輩所為彼輩不知也；乞赦之，大哉主之博愛，吾於此思過半矣”。筆者參閱黨史會影印《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六）所錄同文，調整標點符號。按：“十架七言”為基督教認為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臨死前一共說了七句話。這七句話分布於《聖經》四福音書中，分別如下：（和合本）：“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23∶34）“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路加福音23∶43）“對他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約翰福音19∶26-27）“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馬太福音27∶46）“我渴了。”（約翰福音19∶28）“成了。”（約翰福音19∶30）“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路加福音23∶46）說明其對西安事變善後處理態度，及對耶穌博愛精神之體悟。
次日，各報刊登該文，蔣氏於日記中記道：“各報發表餘對耶穌受難節論文，深信對於青年思想與民族複興及建國之影響必大也。”在此之前，蔣氏作為一個基督徒，在公開言論中，幾乎沒有談到過他的宗教信仰，蔣氏曾於1935年3月12日出席重慶總理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講演，以總理受洗一事，說明基督徒受洗的意義，曰：“他二十歲時在香港醫科大學讀書的時候，曾在受基督教洗禮的那一天，自己取了一個名叫‘孫日新’。他就是取‘日新又新’的意義，立誌從受洗禮那一天起，開始來改革一切舊習慣，從（重）新換一個新人。畢竟由此養成其偉大的人格，做出這偉大的事業，創造現在這個新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作（做）新民最好的模範！”但是蔣氏並未以其基督徒身份說明其宗教信仰。該文應該是他第一次對民眾作的公開說明。而以西安事變為例，誠如研究者所稱：“在西安事變過程中，蔣介石把自己所處的境遇和命運托給了上帝去主宰，並通過上帝保護的經驗，對耶穌基督明確產生了信仰。”蔣氏於1944年“聖誕節證道詞”中表示：“我在西安被劫持的時候，讀了下麵的幾句話：‘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患難隨時的扶助者，……所以我們無所恐懼。’我從此更深信上帝已給我了信仰真理的力量。”次年（1938）4月16日，耶穌複活節前一日，蔣氏應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之邀，向全國基督徒發表廣播演講。他延續前一年講題“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作進一步的證道，以“為什麼要信仰耶穌”為題，闡述前一年演講首段所言“人生不能無宗教之信仰”的意義，強調“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是犧牲的，是聖潔的，是真實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奮發的”。感謝日本慶應大學段瑞聰教授提醒，本文未見於蔣氏言論集，如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張其昀主編《蔣總統集》等，蔣氏著作年表則列有題目，注明“稿佚”。
蔣氏表示“為什麼要信仰耶穌”，有下列三個理由：第一，因為耶穌是民族革命的導師；第二，因為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第三，因為耶穌是宗教革命的導師。他說：“我常常研究耶穌革命精神的基礎到底在什麼地方，我體會他的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耶穌一生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又以慈悲為懷，扶助弱者，言行間處處顯出他“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國近百年來情勢，與耶穌當時所處環境幾乎不相上下，孫中山即是本著耶穌的精神奔走革命。他表示：“總理以悲天憫人為懷，融貫耶穌革命的精神，本著‘博愛’兩個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著‘犧牲’的精神，來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清王朝的帝製，創造中華民國，完成他民族革命基業。”而根據他個人對國民革命前途的觀察，推究人心陷溺的病根，深信今後為求中華民族的複興和社會的改進，必須提倡耶穌博愛和犧牲的精神，無論待人接物、治軍行政，以及一切的服務，總要以仁愛與和平為人生的基礎，以奮鬥與犧牲為革命的本分，“這也就是耶穌的精神所在”。最後，他呼籲國難當前，“凡我同道，應更感受‘重生’的意義，抱定‘犧牲’的決心，更要以耶穌為我們人生的目標，要以耶穌之精神為精神，以耶穌之生命為生命，共同一致，向著十字架勇往邁進，以求人類永久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複興，而促進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實現，亦即實現耶穌理想中的天國。這樣，方足紀念耶穌複活的聖節，方不愧為總理的信徒”。
《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及《為什麼要信仰耶穌》兩文，可以說是蔣氏對於個人信仰的表白，此後他在言論中以基督信仰為例的內容，明顯較以往為多，且直接用於解釋或說明黨政相關事務上。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次日，蔣氏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對於勝利的到來，除了“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國父辛苦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亦不忘以基督徒的身份表示“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而在對待戰敗的日本，則以“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要求全國同胞秉持“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兩項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不要報複，更不可對日本無辜人民加以汙辱。他說：“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複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複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1943年3月，蔣氏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於“不平等條約對心理的影響”一節（第三章第五節）中，特別對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以及不平等條約與基督教發展的關係，作了如下的陳述：
近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對於科學知識的灌輸，與社會風氣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響。太平天國的革命，以基督教義為思想的根本。即國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種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來，基督教的教會，因為他有不平等條約的憑借，享有特殊的權利，而且不注意中國國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視外人傳教為文化侵略，致其疑慮，甚至加以仇視和反對。這是基督教會受不平等條約的舊影響，以致教義受了莫大的損失。所以我嚐說，不平等條約對於基督教會，隻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就是這個道理。
此項陳述突出了基督教對近代中國的貢獻，並且將基督教與國民革命聯係起來，另一方麵也點出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困境，如果由蔣氏想將中國成為基督教國的角度來看，此應是蔣氏作為基督徒的體認。蔣氏於1937年9月17日讀《聖經》舊約“撒加利亞書”第九章時，自記：“上帝示意，許誓中國成為基督教國。”是年5月，蔣氏招待中國基督教協進會擴大會議全體會員聚餐後致詞，重申前述《中國之命運》關於基督教對近代中國貢獻之說法，並宣示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後，基督教在中國所負的責任，期勉基督教協進會協助政府推動公共衛生及社會慈善工作。蔣氏在演講中，一再以“我們教會”、“我們教友”等“我們”的詞句，以基督徒的身份陳述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發展之期望。
1944年7月5日，蔣介石借夫人宋美齡即將出國赴巴西養病之前，邀集黨內同誌及友好茶會餞行的場合，就外界對他的謠言及閑話提出澄清。關於這次茶會的經過，研究者已有專文探討，本文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一個黨政要員的集會中，麵對不同宗教信仰者演講，他以其個人信仰為保證，強調作為一個革命黨員，又是一個基督徒，必須遵守“革命的紀律”與“教會的戒條”，在行為上及生活上的自律，謂：
我是一個革命黨員，我必須遵守革命的紀律，我又是一個基督教徒，我必須遵守教會的戒條，我的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紀律和戒條，無論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絲毫的損失，則我對基督、對總理就要成為叛徒，且將何以對千萬為抗戰犧牲的軍民同胞在天之靈？這樣，任何人都可以依據紀律與戒條來製裁我。
另一方麵，在演講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於耶穌、總理的信仰關係，在1937年《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一文中稱“先總理耶教基督徒也，出其得於耶穌者，為弱小民族謀解放，為痛苦民眾謀幸福，……餘為從事中國國民革命之一人，餘對總理信仰之篤，雖無宗教之關係，然實無異於宗教，此即宗教式之信仰。此餘所以始終成為總理救國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為耶穌救人救世之信徒也”，說明總理亦是基督徒，信仰總理與信仰耶穌實相一致；而在此次講話中，即稱“我的言行如果違反了這些紀律和戒條，無論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絲毫的損失，則我對基督、對總理就要成為叛徒”，基督在總理之前，延伸至30年後在其（遺囑）中曰“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實有其脈絡可循。
1944年12月初，日軍攻占貴州獨山，貴陽危急，重慶亦為之震動，抗戰情勢陷入前所未有之危機，蔣氏事後檢討，稱：“八年來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日之甚者。”8日，國軍反攻獨山告捷，戰局轉危為安，蔣氏再次度過人生中的困境，對基督信心益堅，於24日發表《聖誕節證道詞》，是時距前一次公開發表證道詞已有六年，他的身份亦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為國民政府主席。他在演講中除了以基督徒的身份，延續他在《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及《為什麼要信仰耶穌》兩文的主要論點，闡述信仰之重要外，並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呼籲全國的基督徒、教會團體，不論新教、舊教，“為我們國家祈禱，使我們同胞人人都能覺醒民族的意識”，“在今後最後勝利的一年之中，對於救護傷病的官兵和救濟流離失所的難胞，更要格外的努力服務，不惜任何犧牲，來實現我們基督教義，竭盡我們國民黨與教徒的職責。庶不愧為耶穌基督的信徒，和中華民國的國民”。除了基督徒、教會團體之外，他更進一步認為國家也需要有基督革命的信仰與犧牲精神，貢獻一切，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