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民政府建立前後為時段的考察
袁成毅
（杭州師範大學教授）
中國的傳統文化極為重視地緣關係，這種關係往往在政治運作的層麵上會得到非常充分的體現。本文所講的“地緣紐帶”係指對特定地域身份的認同以及這種認同感在政治文化環境中所起的作用。
作為國民黨核心人物蔣介石之於浙江，或者浙江之於蔣介石，長期以來我們多聚焦於這樣一些問題：蔣介石的上台得益於江浙財團的支持；蔣介石上台後，由於其濃厚的人治色彩，大量起用浙江人；蔣介石重視浙江主要是基於經濟的考慮。這些觀點有些是符合實際的，也有的卻不盡然，因此透過地緣的紐帶來看蔣介石與浙江，仍然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一、蔣介石涉入政治以及在走向權力頂峰的過程中得到了不同層麵有影響的浙籍人士的大力支持
蔣介石涉入政治，始於浙江同鄉陳其美的提攜。1905年4月，蔣介石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清華學校。他雖離開故鄉浙江，但到日本後很快結識了一批浙江同鄉，這些同鄉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要數浙江吳興（現湖州）人陳其美。陳其美年長蔣介石九歲，他們在異國他鄉很快就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經陳的介紹，蔣介石大約在1908年參加了同盟會，由此開始了反清生涯。蔣介石涉入政治之初，對陳推崇備至，也唯命是從。
辛亥革命爆發後，陳其美指使蔣介石從日本回國，參加上海起義和光複杭州的戰役。上海軍政府成立時，蔣介石擔任了陳其美滬軍第五團團長，並與陳結為“盟兄弟”。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光複會準備推舉首領陶成章為浙江都督，滬軍都督陳其美對此深為不滿，指使蔣介石收買歹徒暗殺了光複會領袖陶成章，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蔣備受各方指責，於是在陳的資助下先避於日本，後潛回浙江奉化老家。盡管這種帶有江湖氣的作為此後一直成為蔣的汙點，但蔣始終不忘對陳的知遇之恩，以至於陳其美於1916年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後，蔣在《祭陳英士文》中將自己稱為陳的“第二化身”。後來甚至要所有的國民黨員都做陳的“化身”。正因為陳其美與蔣介石非同尋常的關係，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和陳立夫在後來蔣介石執掌政權後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陳其美之於蔣介石，還有一層重要的關係，是經陳的介紹蔣認識了孫中山，不過蔣引起孫特別的注意還是較晚的事。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發起了護法運動，蔣介石於次年應約到了廣州，擔任了陳炯明粵軍司令部的作戰科主任，由於蔣與陳炯明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左，雙方關係緊張，所以這一時期蔣介石也基本上沒有什麼作為。護法運動失敗後，蔣於1920年與浙江同鄉戴季陶、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開設了經營證券的“恒泰號”，成為交易所的經紀人，蔣在交易所的活動奠定了他後來與江浙金融界的關係基礎。
1921年，孫中山再次揭起了護法大旗，蔣介石於次年再次南下，擔任了粵軍參謀長。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避難於永豐艦，蔣介石在永豐艦上侍護孫中山達40多天，取得了孫中山極大的信任和器重，孫中山稱蔣介石“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之後，蔣日漸被孫中山委以重任，特別是1923年8月，蔣介石奉孫中山之派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回國後不久就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從此進入了國民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層。
在蔣介石走向更高權力的道路上，國共統一戰線內部的左右之爭也越來越烈，蔣表現出來的忽左忽右一時難以讓人摸清其態度。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政治取向更多地表現出了右的色彩，於是浙江籍的一些國民黨黨政要人、江浙財團的巨頭以及幫會首領等各色同鄉紛紛站到了蔣的一邊。
首先是戴季陶從意識形態領域對蔣的幫助。蔣介石雖稱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但對於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思想頗存懷疑，隻不過由於當時忙於軍務，來不及對孫中山思想給予有別於中共的係統解讀。而他的浙籍同鄉、結把兄弟戴季陶的理論則為他反對三大政策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資源。
戴季陶出生於四川廣漢縣，其原籍是浙江吳興（湖州），1948年國民黨“國大”時他就是以浙江吳興籍代表的身份與會，他自己也常稱“吳興戴傳賢”，表現出了很強的“浙江人”意識。戴與蔣早在日本留學時就相識，20年代初期，雙方在上海又一起從事證券交易所生意，結為異姓兄弟。戴早年雖然也宣傳過社會主義思潮，但國民黨改組前後，他反對國共合作，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必須造成單純黨籍”，“一黨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曆史地位，若失卻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國民黨一大後，他堅持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共產黨的黨籍，做純粹的國民黨員。1924年4月，他應蔣介石等人的邀請來到廣州，由於無法接受當時廣州日漸高漲的民眾運動，不久就回到上海。在滬期間，戴季陶多次致書蔣介石，勸其與汪精衛、胡漢民等精誠團結，勿受共產黨挑撥。蔣也致書戴季陶，表示“矢誌為黨犧牲”。孫中山逝世後，他相繼寫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冊子，係統地提出了其理論。
戴季陶理論中對孫中山思想的解讀與中共完全不同。它為蔣介石反共政治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多次引用戴的理論，從而使蔣介石的右轉超越了一般的權力鬥爭，而具有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當蔣介石後來發動反共事變後，戴季陶深為之鼓舞，他說：“我們認識蔣介石同誌這一次的護黨救國”，“過去兩年間的忍耐和這一回的決心，都是我們作（做）人的模範，尤其是作（做）黨員的模範”。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戴自然成了國民黨的理論權威，從1928年開始擔任國民政府的考試院長前後達20多年。
在蔣介石右轉的過程中，作為江浙財團中浙江籍的金融巨頭虞洽卿等為其提供了基本的經濟保障。
在上海有一個彙集浙江籍和江蘇籍最有影響的金融和實業家群體，一般被稱為“江浙財團”。這個財團中以浙籍人士（主要是寧波幫）實力為最大，僅就金融業而言，1925年浙江人就控製了上海銀行公會22家銀行中的14家，而這14家銀行在當年掌握了上海銀行總資產的84%。由於浙籍人士的絕對優勢，上海從最早的商業會議公所到以後的上海商務總會、上海總商會等組織中，頭麵人物多為浙籍人士。
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虞洽卿是浙江鎮海人，他很早就在上海從事金融、商業活動。虞在上海開辦交易所時蔣介石是經紀人助理，1921年蔣介石因為生意失敗在上海無法立足，正是虞洽卿的資助才使他得以離開上海前往廣州。
北伐戰爭前，身在上海的虞洽卿讓其女婿盛冠中赴廣州見蔣介石，盛在與蔣介石的接觸中覺得蔣“很講交情”，“對浙東鄉情看得很重”。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設在南昌後，虞洽卿和錢新之代表上海的江浙金融、實業界到南昌見蔣介石，表示隻要蔣能夠反共，蔣將來到上海、南京後，上海金融、實業界即為其提供經費支持。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進入上海，當晚蔣即與虞洽卿在自己的住處密議。當時的虞洽卿已經擔任了上海商業聯合會主任，成了名符其實的上海金融與商業界頭麵人物。當晚，虞與蔣主要是商量了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的事宜，擬通過此組織為蔣介石發動反共事變提供經費。3月27日，商業聯合會根據虞洽卿的建議又派代表去見蔣介石，進一步希望蔣“對於商業有維護方法”，同時也表態“商界當與合作到底”。蔣介石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布，決不使上海方麵有武漢態度。”
以虞洽卿為代表的江浙財團在得到了蔣的上述保證後，於1927年4月4日由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與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訂立墊借合同，向蔣介石墊付了300萬元的短期借款，這為蔣介石發動反共事變提供了重要經濟支持。事變後的4月16日，上海商業聯合會致電蔣介石，並轉在南京由蔣介石操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稱“敝會願與三民主義相終始，對於當局清黨主張，一致表決，願為後盾”。江浙財團由此與蔣實現了雙方互利的交易。
蔣介石在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的過程中，還得到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四大元老”的支持，“四大元老”指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其中浙籍的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和張靜江憑借他們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和地位，幫了蔣介石的大忙。
蔡元培是浙江紹興人，作為最早的同盟會會員之一，在國民黨內資曆深厚。國民革命運動興起之際，蔡元培從國外回到國內，他在國共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中更多地傾向蔣介石。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古應芬等在上海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蔡擔任這個常務會議的主席。會上吳稚暉提議彈劾共產黨，蔡元培附議，於是提案獲得通過。4月2日，蔡元培以主席身份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次會上吳稚暉正式提出《處置各地共籍叛亂分子谘文》，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采取緊急措施。4月9日，蔡元培還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聯名發表了“護黨救國”通電，進一步為蔣介石的反共事變創造條件。蔣介石在各方麵準備成熟的情況下，終於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共事變。第二天，蔡元培等又組織召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作出了否認武漢國民政府的決議，並決定將國民政府遷移到南京。4月18日，由蔣介石操縱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向胡漢民授印。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整個建立過程來看，作為蔣介石浙江同鄉的蔡元培以其在國民黨內元老的影響，不遺餘力地支持了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