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上高峰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摘自王國維《浣溪沙》
開車走北宜公路，是春末時節陽光燦爛的天氣，雪白的油桐花滿山滿穀怒放著，樹林頂端盡是叢生新綠。待停車抬頭看白雲藍天時，一片巴掌大的黃葉輕輕飄下，悄悄落在眼前，萬物生氣勃發，獨它憔悴，仿佛和大鳴大放的春光唱起反調。
那一片孤葉，使我忽然想起一九二七年六月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自盡的王國維。
王國維，在他的學術地位如日中天時，選擇一種最寂寞的姿勢，無人可以理解的方式，離開人間遠去。仿佛一種無言的抗議，抗議什麼呢？流言誹謗？還是世事無常？還是時代嬗變？或是抗議自己的憂鬱性格？
不美麗的傳奇
王國維生於清光緒三年（1877年），他的一生有些傳奇，但並不是什麼美麗的傳奇。四歲喪母又體弱多病，自小他對人生便不樂觀。生於舊時代的王國維是個天才，好學不倦，十六歲考上秀才，二十一歲在上海報社當校對，以一首《讀史詩》得到學者羅振玉的賞識。不久他在亦師亦友的羅振玉資助下赴日留學，讀的是東京物理學校。因病歸國後的他愛上哲學，更著迷於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但跟所有想從哲學尋找人生出口的人一樣，苦讀之下，不但沒有了解人生，反而陷入更繁瑣的苦悶。他發現自己想當哲學家則太感性，想當詩人則太理性。自己寫了近百首詞之後轉往文學研究投注心力，寫了《紅樓夢研究》、《人間詞話》等作品。
對西方哲學而言，他太中國；對中國文學，他又太西方。
辛亥革命後，他在日本住了四年。以他的聰明才智，轉而研究京都大學的出土文物，得心應手，在經學和甲骨文方麵的研究都很出色。矛盾的是，他的《王靜安文集》因為激進被清政府列為禁書，再度回國後，他卻以“海內碩學之士”擔任遜位的皇帝溥儀的文學侍從官。
何其反時勢而行！已經是民國了，他做的偏是清朝的官。沒多久，軍閥紛立，溥儀被趕出皇宮，他便在胡適的推薦下擔任教職。五十歲那年自盡，眾人驚愕，身上帶著一封給第三個兒子的遺書：“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世變是指什麼呢？有人說是為了殉清。其實此時清亡已久，王國維對政治並無興趣，也不算清廷遺老，大可不必賠上一條命。也有人說，是因為他與恩師羅振玉三十年交情破裂：他的長子王潛明娶了羅振玉的女兒，長子病故，羅振玉將女兒帶回，又因早年債務糾紛有了嫌隙。也有人說當時的報紙戲擬了一份北伐軍進北京後要逮捕的名單，王國維名列其中，時代的紛紛擾擾使他滋生恐懼。也有人說他是為傳統文化的崩落深感痛苦而殉難的。
無論如何，王國維從來不是個樂觀的人，除了書，無一事讓他開心，他曾說：
“餘平生惟與書冊為伍，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
唯一舍不得的，隻有書了。個性決定性格，性格決定行為，行為決定命運。命運的悲劇，其實是個性的悲劇。以現代說法而言，他應該是個憂鬱症患者。他自己寫過“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無論如何，在潮起潮落間結束他飽讀詩書的一生，是他最後的選擇。
我固然尊敬王國維的文學造詣，但他選擇在一個頤和園的人工湖自盡這件事，還是讓我感覺像個黑色笑話。王氏投湖，跟他向來崇拜屈原應該是有關係的。然而，王氏必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也是個不會遊泳的書生。那個湖對會遊泳的人來說，隻是稍微大一點的泳池嘛。這和屈原自沉於汨羅江，氣勢上實在……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