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斂之罪重於盜竊
南北朝南齊武帝時，西陵戍守主官杜元懿上書，說西陵牛埭的稅收數目，朝廷規定的是每天3500錢，而他發現，這個數目可以增加一倍。杜元懿請求由他來管理牛埭，加上他原來管轄的渡口和堤壩，除了保證原來上交的稅金外，每年還能夠多交400多萬錢。
齊武帝把這項建議交付會稽郡討論。會稽行事顧憲之認為：設立牛埭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收稅，而是由於江上風大浪急，行船危險，出於救險的考慮才設置這個渡口。然而具體負責的官員卻沒有真正領會這一意圖，片麵追求政績，切斷其他道路，隻留下這一個關口，有的官員甚至對江上沒有裝載貨物的船隻也征稅。
顧憲之說，現行的稅收標準已經偏高，前些時候有人提出修訂稅率，這個問題尚在討論之中，如今卻又要成倍增加稅收，這是怎麼回事呢？陛下仁慈，憐憫百姓，提出開倉濟民，免除田賦和其他雜稅。可是這個杜元懿卻貪圖眼前小利，進一步加重民眾的困苦。一個沒有仁愛之心的官吏，無論在古代還是今天，都是百姓所不齒的。一旦采納杜元懿的辦法，如果照章征收達不到預定目標，他害怕朝廷責問，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勒索百姓，這樣必為朝廷招來怨恨。杜元懿秉性刻薄寡恩，他以前的作為就是明證，要是再把一個地方交給他，那就好像是讓狼去治理羔羊。古書上說：“與其有搜刮錢財的臣子，還不如有偷盜資產的臣子。”這是說，偷竊國家財產所造成的損害要小些，而搜刮民財所造成的傷害更大。我聽說為政講究方便適宜，所謂方便是對國家而言，所謂適宜是對民眾說的。朝廷的政策如果對民眾不適宜，那麼最終對國家也不會方便。
武帝聽了顧憲之的話，否決了杜元懿的建議。（《資治通鑒》卷136）
也是南北朝時期，北魏禦史中尉王顯對治書侍禦陽固說：“我當太府卿之時，府庫充盈，您以為何如呢？”陽固回答：“大人把百官的俸祿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繳的贓款和贖金，也一點不剩地運到京師，一概入庫。由此而充實府庫，怎麼能夠說得上是充實。況且，人們說‘與其有聚斂之臣，還不如有盜竊之臣’（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怎麼可以不引以為戒呢！”王顯聽了很不高興，找個茬子參了陽固一本，罷了他的官。（《資治通鑒》卷147）
禁止還是放開
南北朝北魏宣武帝時，朝廷撤銷了鹽池禁令，鹽池的利益被富豪們奪取，於是朝廷又恢複了禁令。
禦史中尉甄琛上表說：《周禮》設立專門負責山林川澤的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等官職，製定這方麵的嚴厲禁令，是為了使百姓在規定的時令內獲取產品，而不濫伐濫取。一家之長必須撫養他的子孫，天下之君必須惠養他的百姓，沒有做父母的吝嗇醬醋，做天子的吝嗇資源的。如今朝廷獨霸河東的鹽池而坐收其利，這是專奉口腹而不顧及四肢。天子富有四海，何必憂患貧窮！乞請放開鹽禁，與民共享其利。
錄尚書事元勰和尚書邢巒不同意，上奏說：甄琛的話雖然動聽，但根本行不通。自古以來善於治政的君主，有張有弛，如果對百姓放任自流，就是把百姓當做畜生野狗，還要君主幹什麼？聖王之所以掌握山澤資源，收取關市稅賦，是因為農田隻征收十分之一的稅，不足以供應國家的耗費，山澤資源的收入最後還是用在了國事上，這是利用天地的出產施益於天下萬民。朝廷禁止私人采鹽已經很長時間了，集中起來的收益，主要是用於維持國家和軍隊的開支，並不是為了滿足皇家享用。既如此，是讓民眾獲利還是讓國家獲利都是一樣的。其實引起百姓抱怨和商販非議的原因並不在於是否禁止私人開采，而在於管理無方。隻要官吏加強責任心，嚴格執行法令，就會平息民怨。
宣武帝最終采納了甄琛的建議，撤銷了鹽池禁令。
然而沒過多久，又出現了豪強霸占鹽池的現象。孝明帝即位後，太師元雍等人上書要求恢複鹽池禁令。他們說：鹽池是上天賜予眾生的寶藏，而不是隻為了少數個人，為此製定了禁令，絕非與百姓爭利。這是因為，大家都想通過開采鹽池來獲利，取用也就失去了法度，或者被豪門貴戚所獨有，或者被附近的百姓所獨占，那些貧困體弱者和遠道而來者隻能望池興歎。於是朝廷就設置了主管部門，由它來裁決、督察采鹽事務，使強者和弱者都一樣，務必使大家都得到收益。先帝采納甄琛的建議解除了鹽池禁令，結果鹽池被環池而居的刁民尉保光等人強占。據說他們設立的限禁，比官府的限禁還要嚴厲一倍，可否開采，價格如何，全由他們說了算。懇請按照從前的做法禁止私人采鹽。
孝明帝接受了這一建議，詔令禁鹽。（《資治通鑒》卷14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