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25日，劉曼卿一行到達巴塘。再向西走百十來裏路，就進入西藏地界了。
巴塘古為羌地；漢係白狼國地；唐屬吐蕃；元屬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師府轄，並置奔不思招討司；明屬朵甘衛生都指揮使司；清雍正六年（1728），置巴塘糧台；雍正七年（1729）年，置巴塘宣撫司，下轄七個土百戶；光緒三十三年（1907），“改土歸流”後置巴安縣，翌年升為巴安府；民國2年（1913），複為巴安縣；民國14年（1925）屬西康特別行政區；民國28年（1939），屬西康省第五行政督察區。
劉曼卿一行住在格桑澤仁的父母家，格桑澤仁的父親叫王興海，母親叫竹瑪娜姆。
見到格桑澤仁的父母，劉曼卿十分高興。兩位老人在半個月前就將家中最好的一個房間打掃幹淨，留給了劉曼卿。這間屋子臨街，外麵的風景很好。
劉曼卿非常滿意，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她站在窗口向外俯瞰，隻見巴塘城門下是清澈舒緩的巴楚河，遠處是金璧輝煌的丁林大喇嘛寺。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身穿黃紅相間僧袍的喇嘛或坐或行，神情安逸。街邊多是出售飾物、掛像和經書的小雜貨店，一派異域風情。此情此景，讓劉曼卿的心情格外舒暢。
格桑澤仁的父母和小妹陪劉曼卿吃早茶，小妹告訴她，巴塘就是藏語“咩”，為巴音，含有吉祥如意的意思。
早飯後，小妹帶著劉曼卿去看趙爾豐管理川邊藏區時在巴塘留下的衙署遺址。當年，衙署的氣派很大，有前後兩院，前院曾遭焚毀，後院還被盜竊過，現在已是人去屋空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六月，清廷正式在川邊藏區設立邊務大臣，由趙爾豐充任。他提出了“經邊六事”，主張先在川邊藏區開辦設官、屯墾、興學、練兵、開礦、通商，並擬定六事章程，確定了經營川邊藏區的具體方針和步驟。趙爾豐在川邊藏區推行“改土歸流”的新政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所謂“改土歸流”，是指改土司製為流官製。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領，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歸流”有利於消除土司製度的落後性，同時加強中央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對於不反抗“改土歸流”的土司或寺廟，給予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世襲官職，並按年撥付贍養費，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種種特權。而對於不滿“改土歸流”者，一律實行鎮壓。這一措施的推行，使整個川邊藏區完成了由土司製度向行省製度的改革。
“改土歸流”的曆史意義在於，消除了土司封建割據，阻止了帝國主義分裂我國藏區的陰謀，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打破了川邊藏區的閉塞狀態，促進了藏漢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增進了藏漢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團結。
趙爾豐在川邊藏區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轟轟烈烈地進行了七年，然而，曆史也給他開了個大玩笑。辛亥革命的興起，把這位封建王朝的衛道士送上了斷頭台。趙爾豐所追求的經邊大業也就此政息人亡。
當地人對趙爾豐在巴塘興辦教育都是大加讚賞的，認為他做了一件值得後人稱讚的事情。劉曼卿聽說，趙爾豐駐管全康時，專門在巴塘設立了西康學務局，聘四川教育界碩彥吳蜀尤先生主事。在裏塘、鄉城、鹽井、江卡、武敦、義敦各地設立普通男女學校和喇嘛職業學校。男校分高初兩等、甲乙丙丁四班，女校也是如此。強令青年喇嘛入職業學校，學習土木工程，培養技術人才。還設幼兒園收幼童入園學習。學生的所有費用均由學校承擔。當年康區的教育事業可謂極一時之盛。
後來竟然發展到強行推廣的程度，規定每家必須至少有一人要進入小學讀書。
康區的教育有如此優厚的政策，求學者一定很踴躍，但一般的士庶家庭反而踟躇不前，甚至還有出資雇請窮人替代讀書的事情。
一位曾在成都教過書的老先生對劉曼卿說：
“那時，巴塘的年輕男子多選擇穿漢裝和西裝，年輕女子也時興穿裙子，與當地的漢族姑娘打扮一樣。”
“在別的藏區民眾看來，這裏的藏民、藏風和藏情已與其他藏地的風俗迥異，是一個漢藏融合的邊緣地區。”
趙爾豐的改革舉措，被四川的保守派和一些文人騷客視為倒行逆施。但是在康藏民眾的眼中，他的一些改革措施還是很受歡迎的。藏民常以憎和愛直接表達出自己的看法。
當時，就有短文寫道：
憎之以其殘暴，愛之以其勇為。其提倡教育固有足多者，而置圖書，設官署，奏改行省，其為康之誠，愛康之深，能謂其非守土之良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