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曾寫過一部小說，叫《堅硬的稀粥》。以粥作為書名，有一種返樸歸真的味道。作者自己也不諱言有喝粥的嗜好。如果按中國人“食療”的說法，粥確實有養胃、助消化等療效。
北京人是愛喝粥的，尤愛這種“堅硬的稀粥”。清末民初，北京賣早點的攤檔就叫“粥鋪”——以粥為主食。至於喝豆漿，那是後來的事。天剛蒙蒙亮，粥鋪就開始掛燈營業，顧客是那些提籠架鳥、吊嗓子或趕活兒的老少爺們。粳米粥泡麻花是一大特色：將油鍋裏新炸的麻花掰碎，盛在碗裏，接著用有粘性的粳米熬好的稀粥澆在上麵，麻花的焦脆和熱粥的香軟便摻和在一起了。北方氣候寒冷，起床後出門喝一大碗，活血暖身，一整天都精神。老北京人慵懶、貪玩、不喜勞作，早點大都去粥鋪裏吃。顧客太多，桌凳有限，常常要捧著大海碗站著喝粥。粥鋪的生意之好，便一點也不亞於白天的茶館。因此北京產生了句歇後語：“粥鋪的買賣，熱鬧一早。”其實粥鋪不單單賣早點，下午也有“大麥米粥”供應——隻不過是甜粥，加了紅糖。供人們疲倦時加餐，北京話叫做“點補”。類似於歐洲人的下午茶吧。
粥鋪是大本營，還有許多穿街過巷的“粥挑子”——相當於遊擊隊員。一根扁擔，挑著炭爐，爐火上架著粥鍋，沿途叫賣。粥總是熱的。可見那一時代的北京人嗜粥如命。正是不可一日無此君。堅硬的稀粥，給貧寒年代裏的人們帶來了溫柔。
粥鋪早已是過去的風景。聽吳宗枯先生講解：“粥鋪一直延續到民國十幾年。以後，因為興起了‘杏仁茶’、‘豆腐漿’，比起喝粥來，又簡便、又好喝，也有豐富的營養，粥鋪漸被淘汰。到了1938年，東城燈市口東口外、路西的最後一家粥鋪也關了門，粥鋪就不存在了。”
最後一家粥鋪，肯定能構成一個故事。它為什麼堅持到最後，為什麼又無法繼續堅持了？粥鋪消失了，北京人喝粥的嗜好並未改變。
每年陰曆臘月初八，北京人有喝臘八粥的風俗。“遠的不說，僅清末、民國年間上自宮廷下至平民百姓皆不能免”——劉仲孝為此寫過一篇《買粥果》。北京人將準備臘八粥的原料俗稱“買粥果”。因為選擇的原料不同，臘八粥能體現出貧富的分化。“講究的人家將原料分為‘糧’、‘果’二部分。糧類稱雜糧米。包括粳米、糯米、大麥米、小米、黃米、薏仁米、高粱米、雞頭米、菱角米、綠豆、紅豇豆、白芸豆、白豌豆、紅芸豆、紅小豆。果類有紅棗、生栗子、蓮子、核桃仁、鬆子仁、花生仁、糖蓮子、糖核桃仁、糖花生仁、榛子仁、瓜子仁、紅葡萄幹、白葡萄幹、青梅、瓜條、青絲、紅絲、桂圓、荔枝、金絲棗、金糕、杏仁脯、蘋果脯、桃脯、柿餅條和擺粥花用的鮮果橘子、蘋果等。數目品種可達百十種。”所以有人說，過去這樣一頓臘八粥可頂貧困人家數月生活之資。
別處也有臘八粥，但絕對不如北京人製作得這麼講究。這哪是粥啊，簡直是一部百科全書。皇帝才有這樣的口福？北京人，我算是佩服了，做一次粥，都能製造出滿漢全席般的排場。沒有富貴之命，如何能把每年一次的臘八粥渲染得如此輝煌。臘八粥裏浸泡著人們豐衣足食的信念以及對收獲的祈禱。或者誇大一點說：它是古老的農業文明的縮影。
劉仲孝還介紹道：“在臘月初七日的夜裏起五更熬粥。頭鍋粥是供佛堂和祖先用的，二鍋粥留家裏吃，三鍋以後的專門贈饋親友。所以舊北京在臘月初八那天早晨，大街小巷送粥的人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另處還有人將臘八粥塗抹在院子裏的棗樹上，說是棗樹吃了粥，能結出更多的果子。據說講究的人家，喝臘八粥一直要喝到二月二才算合乎規矩。北京有句俗話叫‘送信兒的臘八粥’，意思是喝了臘八粥，已提醒你春節就要來了，該準備過年的東西了。”可見臘八粥對於北京人來說，已不是一般的食物，而接近於某種神聖的儀式了。他們不厭其煩地為每年的臘八粥挑選著盡可能豐富的原料，把粥這種簡單的食品包裝得如此複雜——甚至成為敬祭神仙、祖宗乃至饋贈親朋的禮物。他們對粥的熱愛在此登峰造極：粥不僅深人平民百姓家，而且也能登上大雅之堂。北京的臘八粥，最有人情味的了。這堅硬的稀粥裏，洋溢著人類感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