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占地最大的駙馬府自然是蔡伯俙家的,因為商人的直覺和“內部消息”的靈通,蔡伯俙在趙禎遷都之前便在北京城中購置了大量的房產,尤其是北京城東城,這裏幾乎是高官顯貴的聚居之地。
蔡伯俙非常狡猾,在還未遷都之前便已經在東城開始設置蔡記的產業,酒樓,茶肆,商號鋪子,無一不有,吃喝玩樂樣樣俱全,於是東城的地價迅速飆升,以至於後來的權貴富豪之家皆是想辦法把宅院安置在東城。
於是東城便成為北京城的富貴之地,上到相公尚書,下到富商巨賈,即便是被安置在南城的宗室都想在東城弄上一出宅院。
而這裏的地價水漲船高之下也帶動了整個北京城的房價,城中百姓隻要在北京城有一套宅院的,便可安心。若是家中有急用,即便是賣了宅院,遷居城外也能賺上一大筆錢。
但基本上就沒人這麼幹,都把房產看的比什麼命重要,即便是家中破落,也絕不會賣了房產,於是北京城的房價奇高,而與此同時,北京城的戶籍也變得愈發難辦。
相對的北平府要好得多,最少北平府的地界很大,有的是地方蓋房子,但田地就寥寥無幾了,多是已經有主的土地,上哪再尋一塊出來?
農人在北京城過不下去,但隻要有地在北平府還是過得好好的,北京城的物價相比其他地方要高出許多,但這也不妨事,因為北京城的工錢也高,即便是一個酒樓的夥計也能拿到每月十貫錢的收入,這在別的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
有人說北京城之所以這樣都是蔡伯俙的錯,搞的物價很好,人們都需要拚命的幹活,一旦失去活計,連糊口謀生都是問題,但蔡伯俙卻說:“世人就該勞作所得,若是每日活的渾渾噩噩,沒有一個妥帖穩定的活計,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隨著人們的生活壓力變大,另一種極端便出現了,便是娛樂活動的增加,北京城不光有足球競技場,大型的象棚瓦裏更是多得數不勝數,單單是東城之地便有不下六七家,小型的場地更是多如牛毛。
而甜水巷那般的妓館更是足足一條街,流連於此的文人墨客海了去了,據說最紅的紅官人一日便可有上萬貫的纏頭,若花魁之間的比拚更是爭奇鬥豔。
若是有兩座妓館鬥豔,甚至需要北平府派出衙役,和北京城的巡城虞侯一起維護秩序,這便是遠超東京城的盛況。而一旦成為花魁,便是東京城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人人都能說出了一二三來,宛若女中官人。
當然趙禎已經沒有溜去妓館觀看的興趣,他已經過了那性格灑脫的年歲,已經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每日堆積如山的奏疏便耗去了一半精神,哪還有精力花在這些清倌人身上,後宮的佳麗都“操勞”不過來。
再說若是撞上朝中的臣子,豈不也是尷尬?
趙禎在路過甜水巷的時候,三才一個冷眼便讓那些拉客的佞人退避三舍,暗道一句這殺才的眼神好生可怖。
趙禎是單獨一人出宮,親衛們也可鬆上一口氣,往日裏要是加上皇嗣,那可就有的忙了。
雖然已經過了晌午,但路邊賣小食的攤販還是在賣力的拉客,或是說自家的湯餅味道好,或是說自家的熱飲能驅寒,熱鬧程度不輸與早晨剛剛蘇醒的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