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朔的朝會基本上都是討論大事，自從趙禎把早朝，常朝合並之後，大宋的朝會製度就發生了根本改變，所有的京朝官都要參加朝會，並不是那種點卯性質的日常，而是參與國家政事的日常。
這是一種更加責任製的朝會，中書省，門下省向趙禎奏報要事，而出現什麼問題，是誰的責任，由誰負責解決，都在朝會上有著一體的解決。
漕運出問題便拿漕運使問責，但漕運使因為身在各地的原因，並不能出現在大殿之上，這就是一個麻煩，而大宋並沒有在神都城中設立漕運司。
於是便出現了朝堂上解決但並不能當場責成改正的機會，要通過中書省發文另行通知，再等中書發文各地漕運使，效率低下不說，警醒作用也有所降低。
這次正朔超會上，趙禎便以江州漕運使王砼為例，同時引向整個官製，表達了一種不滿，但畢竟是自己祖宗留下的製度，趙禎當然要把話說的清楚，說的完美，不然就是打臉。
“昔日之官製，乃供太祖太宗謀劃之用，大宋立國之初國不安寧，外有強敵，疊床架屋實乃無奈之選，因外敵強悍，四海不寧。如今天下大定，海內一清，這祖宗之法已然不適用矣！”
趙禎的話並沒有讓朝臣們太過驚訝，中書和樞密院兩府“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這也是大宋的“文武分權”誰不知道？
畢竟早就有改製的消息傳出，朝臣們也多少做了準備，兩府已經隻剩一府了。
現在樞密院已經被官家變成了參謀院，武將的任用變成了向官家建議人選，兵事則由樞密院一眾參謀官商討而出，官家決定了最後的計劃和用兵之權，而禁軍是獨立的，十六衛也是獨立的，邊軍更是獨立的，他們唯一需要負責的人隻有一個，大宋皇帝！
軍權已經成為陛下的手中之物，但這一點誰都不會去反對，畢竟文官本就無法名正言順的掌兵，隻能向官家提出用兵的建議而已。
現在，官家又向中書下手了，這在朝臣們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中書省與唐朝的“中書門下”性質相同，是宰相辦公的地方。
中書之外，尚書、門下兩省名號雖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執衙門。
宋襲唐後期製度，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而以參知政事為副相。從尚書丞、郎到三師皆可加此等銜為宰相或副相。
但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等三高官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中書省才是大宋文臣的上峰，而門下和尚書省兩省已經名存實亡，雖設尚書、門下、中書三省，而中書省之權特重，這看似是相權的增加，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相權之中的軍權早已被剝離，而三司又奪了財政之權，隻留下半吊子的政權還被皇帝分去一半，人事任用更是捏在皇帝手中，隨時可以罷相，也隨時可以拜相。
宰相不專任三高官官，尚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為政事堂。
這政事堂其實就是宰相的辦公公衙，下設舍人院，有知製誥或直舍人院，負責撰擬詔旨。
還設孔目、吏、戶、兵，禮和刑等五房，分曹處理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