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這些趙禎便覺得心潮澎湃，親手建立起了強盛的大宋帝國，但趙禎卻知道自己也親手埋下了顛覆帝國的禍根。
君主立憲政體不是沒有先例，這個政體有好處也有壞處，當然自己是不會去做的。
把曆史留給後人書寫，把選擇權同樣交給後人，這才是趙禎現在想要幹的事情，忙活的時間夠長的了，是時候該把趙旭扶上馬了。
“太史公編篡《史記》，朕要重整史官，以最古板之學究記錄之，天下人皆不可不可刪改其上的內容！便是皇權也不行！”
“父皇聖明！”
趙禎的話讓趙旭激動，因為重開史官一直都是趙旭在努力促成的事情，大宋不是沒有史官，而是太多太雜。
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但這些史官之間的文章，造冊卻各不相屬，也無法整理編篡。
知道自己兒子最近在忙什麼，所以趙禎便毫不猶豫的把這項工作交給他，以國史院為主，所有史官皆歸國史院統轄，各院的典籍，造冊全部交由國史院整理編篡。
國史院院正為禮部尚書歐陽修兼任，院丞由吏部尚書蘇洵兼任，這是兩位副相，等級足夠震懾那些史官了。
歐陽修擔任過館閣校勘，參與編修《崇文總目》，又主持過科舉，這朝野上下他是最有文氣名望。
趙禎對史家的重視無異於在大宋開啟一場文壇上的革命，史家消失多年，這是最古老的學派，也是較晚出現的學派。
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自商朝之前便已經出現了史官，但到了司馬遷之後才開始成為一個學派出現。
唐代史學大家劉知幾認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一者為，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二者為，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前者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者為“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
這兩個方麵，“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史家自唐以後，五代而來君王更替，江山易主如走馬觀花，史家幾乎成為一段空白，到了大宋……文官的權利被疊床架屋的掏空，即便是史官也不能例外。
他們書寫下的與其說是史書，不如說是皇帝要求的作文。
史家最重要的獨立性被擯棄，成為給皇帝歌功頌德的存在。事實上自漢以降，史官便已經極少擁有獨立性。
魏晉風骨時還有一些，但到了隋唐，不提也罷！
趙禎恢複史官，史家，為的是給大宋留下一個可以公正評判的機構，一個權柄所忌憚的所在，一個可以讓皇帝都畏懼“筆杆子”。
你可以作惡，可以無法無天，但卻不能抹去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
這就是一種威懾，雖然史官沒有諫言之責，卻有考察宮闈之權，雖然不能監察百官，但卻能把官員一生的所作所為記錄在案。
他們是華夏曆史的記錄者，也是真相的見證者，清貴無兩，誰還敢殺史官？
一個王朝若是連說真話的人都沒有了，那這個王朝便無藥可救，大宋不因言獲罪，是非曲直天下人自可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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