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回答說：“立即見到這些效果都可以，豈止是聽聽而已！國君能做到讓有德行才能的人居於上位，沒有德行才能的居於下位，那麼軍陣就可以穩定了。民眾安居樂業，親附官吏，那麼守禦就可以堅固了。百姓都聽從自己的國君而反對鄰國，那麼攻戰就可以取勝了。”
武侯曾經謀劃國家大事，各位臣下的見解都不如他，退朝後露出得意的樣子。吳起進言說：“從前楚莊王曾經謀劃國家大事，各位臣下的見解都不如他，他退朝後露出憂愁的樣子。申公問他說：‘君王麵帶憂愁，是什麼原因？’楚莊王回答：‘我聽說過，世間不會沒有聖人，國家不會缺少賢人，能得到聖賢為師的可以稱王，能得到聖賢為友的可以稱霸。如今我沒有本事，然而各位臣下還不如我，楚國的將來就危險了！’這是楚莊王憂慮的地方，而您卻因此而高興，我私下感到恐慌不安。”於是武侯麵露慚色。
【故事論述】
謀國有不同的手段，朱元璋用了一個緩字，他選擇了等待，他避開了所有對手的鋒芒，最後成了王者。
在朱元璋的反元活動取得初步的勝利後，如何發展今後的事業，是擺在朱元璋麵前的首要問題。至正十七年（1357）他占領了徽州後，朱元璋親自到石門山拜訪老儒朱升，請教奪取天下的計策。
朱升隻送給他三句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就是說，要鞏固國防，發展生產，暫不稱王。朱元璋認為朱升的話很有道理，即設定了一個在兩淮、江南地區“積糧訓兵，待時而動”的行動計劃。
“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按照老儒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緊軍隊建設，提高軍隊的作戰本領，尤其重視軍事紀律的訓練和整頓，強調“惠受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同時，朱元璋大抓農業生產。他設置營田司，任命營田使，負責興修水利。並且還抽出一部分將士，在訓練之餘開荒墾田；推行民兵製度，組織農村壯丁，一麵練武，一麵耕種。（這一點也為後來的毛主席所借鑒）這樣一來，所生產的糧食不僅能自給自足，還能支援貧苦的百姓，改變了軍隊曆來吃糧靠百姓的習慣，這就使朱元璋政權贏得了民眾的支持。
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朱元璋還禮賢下士，廣招人才。劉基、葉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應聘至應天，朱元璋稱他們為“四先生”，特別設置禮賢館，讓他們居住。
朱元璋為了避免樹大招風、過早地暴露自己，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時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對小明王保持臣屬關係，用的還是宋政權的龍鳳年號，打的還是紅巾軍的紅色戰旗，連鬥爭的口號也不改變。直到朱元璋改稱吳王後，發布文告，第一句話仍是“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屬，朱元璋經過如此數年臥薪嚐膽，積蓄力量，在外人毫不留意的情況下，培養了一支足以與元軍相抗衡的軍事力量。
隨著朱元璋勢力的一天比一天強大，曾經的盟友，為了各自的利益，也逐漸變成了對頭，變成了朱元璋改朝換代的強大阻力。這樣朱元璋在同元軍進行殊死搏鬥的同時，還得對盤踞在周圍的敵對勢力進行清除。當時四周敵對勢力有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部，而陳友諒部的勢力最大。
至正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攻下了南京外圍的重鎮太平，殺了朱元璋的養子朱文遜及守將花雲。他還在太平立國，自稱皇帝，並調集水陸兵馬，從江州向東直指應天。對外宣稱此役有張士誠配合，攻陷應天，指日可待。在陳友諒的囂張氣焰麵前，朱元璋的部將感到局勢十分緊張。有的主張出城決一死戰，有的主張棄城轉移，也有的主張獻城投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問站在一邊沉默不語的劉基。劉基斬釘截鐵地回答，先斬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敵獲勝。他說，陳友諒劫主稱帝，驕橫一世，其心時刻不忘金陵。現在順江東下乃是向我示威，想讓我們退讓。我們不能讓其得逞，隻能堅決抵抗。他又說，常言道，後舉者勝，陳友諒雖兵驕將悍，但他們行軍千裏來犯我，既是疲軍，又是不義之師，我們隻要以逸待勞，待敵深入後，後發製人以伏兵擊之，一定會取勝。這一仗對我們來說關係重大，一定要打好。劉基的一番話，堅定了朱元璋抗擊的決心，他采納了劉基的計策，巧出奇兵打敗了陳友諒的進攻。朱元璋不僅取得了保衛應天的勝利，還一鼓作氣收複了太平，鞏固了金陵這塊根據地。
陳友諒雖退守江西、湖北一帶，但他和張士誠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勁敵。為了掃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後推翻元朝政權，朱元璋軍中對如何消滅陳張這兩個勁敵，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數將領主張先易後難即先打張士誠。這一戰略思想對朱元璋也產生了影響。
劉基的主張則相反，他認為張士誠生性怯弱，胸無大誌，隻求自保，這種人不足為慮。陳友諒野心勃勃，力量又強大，而且盤踞長江上遊，對我威脅最大。若先打張士誠，陳友諒定會乘虛攻我；而如果先討伐陳友諒，張士誠則不一定敢輕舉妄動。故當先除陳。陳氏一滅，張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陳張既平，就可麾師北上，席卷中原，大業便可成了。劉基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應該說是朱元璋掃平四海、建立大業最大功臣。朱元璋采納劉基之計，決定先征陳友諒再攻張士誠，在全麵勝利的道路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