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記錄形式的議論
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重視曆史的民族，我國古代文獻中有那麼多的“史”、“誌”和“鑒”，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而“史”的文字記錄發生於何時？據《世本·茆泮林輯本》說：“倉頡作書”，宋衷注曰：“黃帝之世，始作史官”。又“史皇作圖”，宋衷注曰：“史皇黃帝臣，圖謂畫物象”。書是什麼？就是記錄。圖就是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可見文字產生於黃帝時代，而相當於這一時間段的考古學文化是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在這時間段裏屬於表達原始先民“話語”的遺跡或遺物，便是那些許許多多的“紋飾”、形式千姿百態的“圖畫”以及刻畫在陶器上骨質上形式不一的符號。我國一些古文字學家，如郭沫若等就主張像半坡仰韶文化陶片上那些刻畫的符號就是中國古代的“原始文字”。
而《山海經》一書的性質，從內容上看，它是一部記載紛繁雜陳以幻想神話為外殼的史前史為內容的古籍，其中很多史跡反映了仰韶文化的一些內涵，如那些不會說話隻反映其空間不反映其時間的半坡、廟底溝類型彩陶的紋飾或圖像。半坡類型彩陶的母題紋飾為魚紋，表現了《山海經》中“人麵而魚身”的“氐人國”彰顯炎帝氏族以魚為其族群象征符號的神隻。廟底溝類型以柿花為彩陶的母題紋飾，表現了《山海經》中記述的“丹木”，彰顯黃帝氏族以柿花為其族群符號的神隻。而這些紋飾或圖像，它們正是史前半坡人和廟底溝人表達話語的媒體的“文字”。其形體或結構是最早的“人則圖人，物則圖物”的“圖畫文字”。
因此由《山海經》與仰韶文化的整合研究，可知《山海經》的記錄形式，則應該是“圖畫文字”，這是基於是書所記的史跡和仰韶文化彩陶紋飾所反映出的時代特征所決定的。但是有關《山海經》的記錄形式，自魏晉以來就撲朔迷離，迄今學術界尚有所質疑。所以弄清《山海經》的記錄形式，對了解、認識和研究華夏族的原始社會史和文化的麵貌，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學和考古學價值。鑒於此，本章擬就對這一課題作一較為深入的探討，以期得到一個明確可信的答案。
有關《山海經》的記錄形式問題，曆來就有議論和質疑，就近來所見的著述，也還見有不少人論及《山海經》的著述形式。
例如姚奠中先生在《山西日報》的《黃河文化周刊》所載的《姚奠中、劉毓慶國學對話錄》中說：中國古代史官製度非常健全，起源很早，傳說在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就有了史官，像造字的倉頡，在文字沒有產生之前，先民用結繩的辦法或在木頭上刻道的辦法記事，大事係大結，小事係小結。“也有用圖畫方式記事的。有了文字則用文字記錄。像《山海經》看來最早是用圖畫混合記載的”。說《山海經》的記錄形式是“混合記載”，怎樣混合論者沒有道破，按其意我想可能是說圖畫與文字並用的意思。
江林昌先生在其《夏商周文明新探》一書中說：“《山海經》的母本應該是有圖又有文。可是到了隋唐以後，《山海經》的另一半——‘山海圖’，丟失了。”說者言《山海經》有圖有文是對的，但說另一半山海圖丟失了，則言下之意是說《山海經》的記錄形式是分為“圖”與“文”兩本，則就值得研究了。因為我們考慮到《山海經》的成書年代是在東周時期，其時已有文字記錄，所以是書的記錄形式隻能是“榜題”式的形式（下詳）。
對《山海經》的記錄形式，談得較多且較為深入者，是袁珂先生。他在《山海經全譯》一書的《前言》中說：《山海經》是有圖畫的，並引晉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又引郭璞注《山海經》有“圖亦作牛形”。然“《山經》的記述條理井然，大約是先有了文字的記述，而後加以插圖的。《海經》的情況則恰好相反，當是先有圖畫然後又文字，文字不過是用來作為圖畫的說明的”。由此看來，袁氏之說，似也未切入要點，首先說是《山經》是先有文字，後加入插圖的，也犯了把圖文分割之嫌。因為按《山海經》的性質和題材形式，是以圖記載原始時代的神話故事，其時哪有文字？其次說《海經》是先有圖，後有文字，豈不亦與前麵江文一樣把書的記錄分割開來為兩本。看上去也未說準，是圖文並舉，或是照圖說意，都還是模糊的解說，同樣值得深究。
為此，我們說要想解開《山海經》的記錄形式之謎，還是應從該書的性質和內容著手，才是一個較為有效的途徑。
就《山海經》的題材或體例看，表述手法都非常古樸單純，內容零碎，詞句往往幾個字便成一個獨立的單元，充分地表現了記錄形式的原始性。這一內容特點，已為前人所覺察，例如江林昌引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一書所指出：《山海經》“‘載叔均方耕，灌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之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意古先有斯圖，撰著因而紀之，故其文應爾。可見，先秦的‘文’是為了對‘圖’的說明，因而與漢魏以後的‘紀事之詞大異’。有了這一認識，我們再來看《山海經》中有關方位和任務的動作方麵的文字，明顯具有圖像說明的特征，如：‘（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筆者按：《大荒東經》）。‘開明獸……東向是昆侖上’（筆者按：《海內西經》）；‘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脰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筆者按：均出自《西山經》）。寫人（王亥）、寫動物（開明獸），多描述其正在進行的動作；對神山（積石之山、泑山）的說明，則著重不同方位的不同景物。讀完這些文字，基本上也能想象出畫麵的大致景象’”。所論誠是。但這僅僅是望文生義，尚無確鑿可信的實證，因此，這裏還必須結合有關學科，諸如曆史學、曆史民族學、考古民族學和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才會有一個較為圓滿可信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