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曾國藩在《致劉蓉》一書中，初步闡發了他“文以載道、文道並重”的基本主張。他在這封信中首先指出：“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仆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也就是說，我曾國藩今天論述學術的見解主要是受了你劉蓉的啟發。進而，他向劉蓉明確表示要調和漢學與宋學之爭，兼取二者之長，將文以載道、文道並重之學發揚光大，“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在寄給劉蓉的詩作中，則集蘇軾句為聯以贈：“此外知心更誰是？與君到處合相親”。且希望他能在科途上奮進一番。1844年秋天，當曾國藩得知其弟曾國荃想隨劉蓉一起做伴讀書的消息後，認為劉蓉有真才實學，“直以為師可也，豈特友之哉！”進而，又提醒弟弟們不要急求於科名一途，重點應放在人品才學方麵的修煉：“如霞仙今曰之身分，貝兒比等閑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閑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虞在這裏，曾國藩以才學高深為標準對劉蓉給予了評價和肯定。由於這時期劉蓉對漢學的不足之處提出批評，側重於對宋學的肯定，曾國藩則主張漢、宋二學兼容調和，所以兩人在此時期的學術交流是比較多的。1845年，曾國藩又在《答劉蓉》的書信中進一步闡發了程朱理學之義，批駁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
在這一封信中，曾國藩首先說明在兩年之內收到劉蓉三封來信，一直未做回複的原因是由於性本懶怠，對學問研究不深，怕見笑於好友。進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在你劉蓉的啟發之下，我就“敢略陳大凡，吾子取證而裁焉”。毫無疑問，曾國藩學業的長進，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共同誌趣的推進之下愈益深化。曾國藩對劉蓉的敬重之情常在詩文中反映出來：“夜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我思竟何屬？四海一劉蓉。”1852年，曾國藩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命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並不打算應命出山，是在好友劉容和郭嵩燾的反複勸說之下才毅然毀棄前疏，出而視事。在此之前，劉蓉曾致書曾國藩說：“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如果僅以“托文采以庇身”，則有華無實，舍本求末，人生的意義也就不複存在了。
作為一個文人士子，應以“救於治亂”為己任，以“以身殉國”為最終目的。在曾國藩應命出山之際，劉、郭二人也應其請出而助一臂之力，但與曾約定：“服勞不辭，惟不樂仕官，不專任事，不求保舉。”1855年秋，劉蓉獨領一軍配合羅澤南先後攻占湖北崇陽、通城等重鎮，曾國藩想據此舉薦劉蓉，當即遭到劉蓉的反對。曾國藩說：“此亦古人之常，且幕客皆敘勞，君何得獨不爾邪？”劉蓉卻說：“漢代蕭、朱、王、貢，以轉相汲引為賢，蓋踵戰國餘習，非友道之正。士各有誌，奚必以此相強？”曾國藩隻好尊重劉蓉出山相助之約，此後再也沒有出麵保薦過劉蓉。1855年11月，劉蓉的弟弟劉蕃戰死在湖北蒲圻後，劉蓉離開軍營回到老家湘鄉，無意複出。
曾國藩作《劉君季霞墓誌銘》寄以哀思的同時，就劉蓉給予自己的諸多支持、幫助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在書信中指出：你劉蓉真是正人君子，堅守出山之約，不領軍中一文錢，不受我對你的保舉，相反“艱難相從，寒暑局蹐於拖罟暗艙之中，又以力戰隕喪愛弟”。你劉蓉的人品和學識，怎能不令我欽佩敬仰呢？他殷切希望劉蓉能夠重新回到前線輔助一切：“吾弟應詔而出，萬不可以少緩。……塍望台旆，悠悠我思。”盡管劉蓉出麵輔助曾國藩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但其深明大義，念朋友之情，應約相助，且不圖報酬，不求保舉，這在封建社會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劉蓉的人生情趣非常欽佩，至交之情有時甚至超過兄弟之情。劉蓉後來將自己的詩文輯錄成冊，取名為《養晦堂詩文集》，請曾國藩寫篇序跋之類的文字。曾國藩欣然應允，並在其中明確指出：“吾友劉君孟蓉，湛然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曾氏在這裏對劉蓉的道德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兩人這種相同的誌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們成為兒女親家的牢固基礎之一。
曾紀澤的元配夫人賀氏因難產死去整整一年之後，曾國藩親自托彭玉麟、唐訓方這兩位湖南老鄉為媒人，想把劉蓉的女兒繼配給曾紀澤為妻。他在給曾國潢的家書中，滿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夠成功。再過了一年多時間即1859年11月，在曾國潢的主持之下，曾紀澤與劉蓉之女的婚事在家鄉舉行。至此，劉蓉與曾國藩在朋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兒女親家這一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