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蓂與曾國藩之間的交情，並未因兩人後來地位懸殊而淡化，始終保持著一種淳樸深厚的色彩。1863年3月，朱蓂六十歲的時候，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百忙之中沒有忘記老友的壽辰，特地從南京寄回壽聯一副：“鐵杖寄懷二千餘裏；金蘭結契三十五年。”並在此聯旁邊加上跋語：“某某仁兄親家與餘交三十餘年矣，頃聞其六十壽辰，仿東坡壽樂全之例，寄鐵界尺等物祝之。”1871年時，適逢曾國藩六十大壽，朱蓂也寫了一副壽聯祝賀他：“祝壽於四千裏外，挺生在五百年間。”廊廟山林互相慶祝，一時傳為佳話。次年3月，曾國藩病逝於南京，朱蓂亦衰病於床笫間，他扶病撰寫挽聯一副：“天下中興，萬古欽相侯負荷；海隅未靖，一門有子弟擔當。”半年之後，朱蓂也與世長辭了。
朱蓂與曾國藩這樣一種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維持了四十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們兩人結為姻親的感情基礎。1854年左右，曾國漠的撫子、曾國潢的親子曾紀渠與朱蓂次女的親事，由曾國藩做主正式決定下來。從此之後，朱蓂與曾國藩兄弟的關係更加密切。
他在曾國藩練兵衡州之時，以姻親好友的雙重身份盡力予以幫助；他雖淡泊仕途，但地方事務卻有參言之權。
1854年初，曾國藩練湘軍水師於衡州，在購置船隻、招募水勇方麵首先求助於朱蓂。在是年10月底，曾國藩去信朱蓂說：太平軍在攻破田家鎮之後又圍武昌，長沙形勢也十分危急。“弟意欲設法與之水戰”，所造木排，所用舵工、槳手，都想由湘鄉人來充當。從而拜托朱蓂為之“雇募水手三四百，須擇其來曆可靠、膽氣略大者，資送來衡”。並反複囑吩，“事在萬急之際，務望老兄趕緊盡力”。是年12月，曾國藩又托朱蓂代為購雇船隻。他首先對朱蓂提出的“船自買船，水手自招水手”，兩者分別進行的意見表示讚同。但特別叮囑朱蓂，買船應當考慮到戰船與民船的區別：“戰船須買釣鉤子之類”，將來可以進行改造，裝上大炮，配備水勇。“民船裝載百貨，仍做買賣，……但助聲勢之舟也”。這類民船，不需購買，隻要“雇之以偕行”就可以了。次年1月，曾國藩去信給朱蓂，請他在繼續買船、雇水手的同時，在湘潭等地辦理捐輸，籌集資金：“請閣下即在湘潭勸捐，收到錢文者，寫一信，專人來衡請發實收。”是年2月，曾國藩又去信給在湘潭督辦戰船和捐輸事宜的朱蓂，請他物色統轄湘軍水師輜重船艦的人員。隨後，又請朱氏雇募水師及船隻，並“求催其飛速來衡”。當時，褚汝航、夏鑾等與朱蓂一起在湘潭招募湘軍水師。曾國藩相繼去信給朱蓂請他多方出力協助，迅速練成四個營。“褚、夏善教水戰，而恐不能馭服湘鄉之水手；二胡熟習湘鄉之水手，而恐於水戰事太生。彼此互相為用，皆仗堯翁從中調停，以成大功”。朱蓂未負曾國藩重望，全力予以支持，終於促成在湘潭募練水師四個營，分別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為營官統領，合並衡州所練六營，共計湘軍水師十營，於1855年2月下旬會師湘潭，然後進軍湘北。朱蓂因之有功，由曾國藩保選為訓導。與此同時，朱蓂應曾國藩之托，在湘鄉縣城籌建湘軍昭忠祠和東皋書院，因功加鹽提舉銜。但朱蓂無意於仕途。曾國藩在後來多次請他出外做官，都被他婉辭拒絕，仍在鄉間設館授徒，並取室號為“淡祿堂”，由曾國藩題寫匾額，昔日學生曾國荃為其撰寫跋文，一時傳為佳話。
朱蓂雖未躋進科舉考試的最高階梯，但他學識全麵，精研經史，博覽群書，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之學，無不知曉；工詩，尤善駢文、聯語，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鄉村宿儒。他雖沒有做官，但地方上的事務卻有發言之權，而且為人正直，不畏權貴，不善逢迎官府，在湘鄉一帶很有威望。據《大唐朱氏四修族譜》記載說，朱蓂的正直敢言，就連親家曾國潢也不得不讓他三分：“自江南既平，散兵多聚為匪，結黨放飄，殺人越貨，所謂哥老會者所在皆有，人心浮動，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大府檄邑紳練團清匪，三裏團防局自此始。曾公國潢奉令總中裏團防事宜，懲治盜匪得就地正法。鄉愚被脅入會者不免株連，而仰承意旨誤人入罪，時有所聞。惟公正直敢言，多所匡救，活人無算。”分清主從，杜防濫殺無辜，這是為官處事者應具的素質。朱蓂一介書生卻具有了這種素質，這不僅體現出他正直敢言的性格，而且反映了他的學識和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