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澍幕府或在其手下工作過的人，大都得到他的精心培養造就、舉薦提拔。這些人，大都成為了近代經世致用之學的實踐者和發展者。最有影響的下屬或幕僚如林則徐、賀長齡、陳鑾、梁章钜、李星沅、姚瑩、黃冕、湯鵬、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這些人或是得到了陶澍的重用，或是在其引薦和提拔下功成名就，並共同將陶澍倡導的近代經世致用之學發揚光大，加以發展。
應當指出的是，經世致用之學在中國古代作為一種文化精神就已經存在，隻不過因滿清王朝實行文化專製主義，注重對程朱理學在義理上的闡發和張揚，時間一長也就對經世致用之學予以了種種限製，最終陶澍導致崇尚空談的學風充斥於思想文化界。陶澍所處的是中國近代時期即將來臨的嘉道年間，封建末世的衰敗景象已經顯現出來。作為生長於鄉間，對社會實情有較多了解的陶澍，也就對如何扭轉社會風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思考的結果促使他盡自己所能，把古已有之的經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時代環境下重新加以闡發並且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經世致用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就是實事求是，就是用務實精神對待和解決社會問題。陶澍在對人才的培養造就和提拔任用過程中，就很明顯地體現了這一實學特色。
陶澍對人才的培養造就和提拔任用，取得了突出成績。首先是對湖南人才的群體興起和形成的推動作用。據陶用舒統計，清代湖南名人集中在陶澍以後的朝代，其中嘉慶以前三人，隻占總數的5.9%；道光及其以後各朝四十八人，占總數的94.1%。這就是說，從道光年間開始，湖南人才比古代激增了十倍以上，居全國各省前列淤。盡管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的形成與古代湖南地理、文化等因素，尤其是與近代湖南特定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地理環境具有密切的聯係，但其根源卻可以在陶澍那裏分析出來。換言之，陶澍對經世致用之學的闡揚和對經世致用人才的培養造就、提拔任用，是形成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的主要因素所在。陶用舒認為，陶澍是形成湖南人才群體的領袖和核心。他以諸多資料對這個觀點加以說明。將張佩綸、張之洞等對晚清有影響的人物重點列舉了十一人，其中湘籍人士占好幾位。這些人就是胡林翼、左宗棠、賀長齡、曾國藩、魏源。他們大都與陶澍有姻親關係、同學關係或學術傳承關係；而且，這些人及其他近代湖南近代人才群體中的許多人，不是受到陶澍的直接舉薦提攜，就是深受其學術事功的影響。賀長齡與陶澍為同科進士，又長時間做官於京城；其弟賀熙齡還是陶澍的好朋友、兒女親家。1825年，陶澍擔任江蘇巡撫時，賀長齡為江蘇布政使，二人通力合作，開創漕糧海運之製。賀長齡委托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之書，工程浩大，得到陶澍的鼎力支持。陶澍和魏源兩家本係世交。自1814年起，陶、魏二人開始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交往。尤其是在1827年時，魏源入陶澍幕府，二人合作共事十四年。陶澍的不少文稿和奏折，由魏源起草、代撰，或預先提出意見。在陶澍的高度信任和培植之下，魏源的才華得到盡情展現，並且為經世致用之學在鴉片戰爭前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受到陶澍經世致用之學影響最為突出的人物，在晚清時期首推曾國藩。曾國藩盡管不是陶澍的下屬或幕僚，但他對陶澍經世致用之學的理解和在實踐中的闡發表5見得很明顯。在與太平天國相對峙的十九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麵對學術衰敗、士風麻木，封建統治秩序已被打亂的現實，曾國藩接過陶澍經世致用實學的學風傳統，揭舉理（禮）學經世的旗幟，吸引和彙聚了一大批務實之士到自己的身邊，其幕府人才濟濟，當時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精英，幾乎都在其中。這些人在曾國藩的領導和影響下，打著衛道即維護傳統的旗號，為經世致用、救時濟世而奮鬥。先是開始了中國近代兵製的重大變革，開創了湘軍的建軍模式曰繼而，創立安慶內軍械所和滬局，開創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先河；而且，不乏教育、科技現代化的創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