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女訓》由長沙忠襄公祠刊行於1908年。全書共計三冊，分為《女範》《婦職》《母教》《家政》四個門類，凡十章，一百二十四課。是書屬劉鑒長期主持曾國荃家族家政、督教兒孫在實踐中逐漸積累的結果，也是對曾國藩兄弟家訓理論和方法加以繼承發展的結果。關於是書編寫目的問題，劉鑒在《曾氏女訓·總論》中指出：在傳統中國社會，古聖先賢們對於女子德行修養材料的整理編撰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徵引嘉言，師法懿行”，實在可以引導激勵女子修煉言行、磨煉氣節。可惜的是，後來的人們對於女子教育的著述作為一紙空文對待。盡管有《女誡》《論語》之類的教育讀本流傳至今，但此類讀本不是內容和文字過於深奧，就是過於通俗膚淺。人們在講授有關女子教育問題的過程中，“講實固多忽略，領會亦勘微”，從而很難收到實用效果，很難產生長遠影響。處此中外交往日多，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不斷輸入之際，具有新思想、新觀念的人，大談特談擴充民智、張揚女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他們往往很難處理好“知新”與“溫故”，“趨時”與“述古”之間的辯證關係。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種“徒使女界前途如蒙昏霧，不求自治之精神，不講自養之能力”的局麵，產生了諸如作為兒媳婦的人不敬重公公婆婆和丈夫，作為女兒的人對父母兄弟斤斤計較，缺少理解和諒解之心的現象。家庭是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女子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又很重要，隻有首先解決好女子教育的問題，才能安定社會和國家，從而，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如何解決好女子素養的問題，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就必須重視女子教育，給予女子以接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學業充，則遇事敢為，當仁不讓，男女抱負均矣”。《曾氏女訓》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實用性強。作為清末民初的女性，由於她們所處的時代環境與自給自足的傳統中國社會已經大相差異，時代環境要求她們必須具有新知識、新素質和新概念，是書在這個方麵給予了高度重視。如《母教·始基》講的是胎教、胎養、培植、嬉戲、歌舞、衣服、飲食等內容，“給初為人母的婦女傳授的都是講求實用的基本知識”。《母教·智育》講的是天複、地載、雷電、歲時、動物、植物、善誘、博物等內容，“傳授給女性的都是自然科學方麵的常識”。《曾氏女訓》另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賦予了時代性的新內涵，如《母教》篇設置德、智、體共同發展的課程，把德育教育擺到重要的地位。劉鑒在《德育·急公義》一課中指出：“先哲有言，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一個人從小就應當具有遠大的誌向，要有為家庭、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的打算，長大以後才有所作為。她舉範仲淹為例，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認為範在做秀才的時候“便以天下為己任，便有宰相的度量”。而以天下為己任，必須從小事做起，從立誌修身做起，從家庭內部做起，從鄉裏鄉親做起。她明確指出，“蓋人生根本之地，以桑梓為重。鄉裏之緩急，固應極力周旋。”桑梓就是鄉裏，鄉裏就是家鄉，對生我養我的鄉裏，對生我養我的家鄉，要去熱愛它，建設它。隻有這樣，才能熱愛國家，建設國家。處此國家社會動蕩不安，內憂外患同時並至的時代，有關“外患之防禦，路礦之籌辦，學校之創建，災浸之賑恤，或收利權於他族，或表同情於社會，在在皆公，義所當盡。不宜起營私之事，存推諉之心。見所苟及，為所僅能。無論一省之事，一分之事，或讚助、或督理，均當同寅協恭，實事求是，以期必濟。”這就是立身，這就是處世，這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劉鑒有關德育教育教學的理論，做到了知新又溫故，趨時又述古，做到了平淡中見高雅，通俗中見專深，平實無華，親切有味，便於受教者理解掌握。與此同時，我們從《曾氏女訓·家政篇》中可知，劉鑒將家政之興與國家之興緊密聯係在一起，體現出傳統與時代性相結合的基本特征。在《讚公益》一課中，劉鑒指出：現今時代“百度維新”，不僅“家庭之政”已逐漸發生了變化，應當引起注意，“即屬社會之事，亦不妨留意”。作為新時代的家庭主婦，再也不能像封建社會那樣，“墨守成法，俯首深閨，至老死而名不稱者”，應當在處理家務事務的同時，努力使自己走向社會，造就自己的才能，盡力為社會作貢獻。“為主婦者，苟事有餘聞，資有餘積，利國利民之公益，不可不維持讚助，以盡熱心”。這就在繼承傳統美德的基礎上，倡導新的女性在新時代應當將自己的思想言行與國家社會的發展聯係在一起，將家庭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統一起來。劉鑒的這一觀點，不僅對於曾氏家族子孫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至今仍具借鑒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