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曾約農十六歲的時候赴英國倫敦入中學，畢業後考入倫敦大學，主修礦冶，兼及教育和文哲諸科。1916年夏，他畢業於倫敦大學皇家礦冶學院，隨後又於倫敦大學軍官訓練班結業，獲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工程科學士學位。次年底，他與曾寶蓀一同返歸中國。1918年1月下旬，他們又回到湖南。此時，曾寶蓀在巴路義女士的全力支持下擬在長沙創辦藝芳女子學校，曾約農應約出任該校教務主任兼英文、算術、物理和化學老師。據曾寶蓀在回憶錄中說：早在1914年寒假期間，“我與約農弟除夕守歲，便立誌貢獻自己為國家、為世界致用，約定互相努力，互相幫助，以求達到這目的。所以後來他守了這個信約，一直愛護我幫助我，我辦教育略有成就，靠他助力不少”。事實的確如此，在藝芳女校三次停辦又三次複校的三十二年中，曾約農始終作為曾寶蓀的重要助手，多方出謀劃策，努力經營，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女性人才。
他於抗日戰爭期間蜜居家鄉五年，盡力為全麵抗戰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
1937年因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而發生的“盧溝橋事變”，是抗日戰爭正式爆發的標誌。在此之前的六月，曾約農應邀出席了由蔣介石在江西廬山召開的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商討以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心議題的國家大事。會後，他回到了長沙。當時的長沙是抗敵宣傳和後援的重要城市，曾約農積極聯絡田漢、茅盾、徐特立、左舜生等人，組織成立了湖南抗敵總會宣傳委員會，主動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在前線負傷將士退居長沙療養期間，他和曾寶蓀率領藝芳女校師生前往醫院進行慰問和救護工作。據曾寶蓀回憶說：“這時我校已經組織了紅十字隊，有擔架，藥品及護理人等。恰好長沙各女校要輪流值夜班去車站，義務招扶病兵傷兵。有些人怕車站正是目標不敢去，但我校師生，每逢輪值日必去，教職員連我在內，都去過。冶1938年8月17日，長沙遭日寇飛機第七次轟炸，損失異常慘重，總計被炸毀民房和商店三百餘棟，死傷平民八百餘人。藝芳女校中彈十五枚，校舍倒塌而全校師生卻安然無恙。這是因為藝芳女校的校舍具有較為完備的防空設備的緣故。曾約農留學英國期間，除主修好理工科學業外，又在倫敦大學軍官訓練班學習軍事，對防空知識有一定素養。他在主持設計女校防空壕時，匠心獨運，構築的工事呈馬蹄形狀，上麵密排木板，再複沙袋，設置六個洞口，分別按六個班級固定，免除緊急事變時場麵混亂。洞內設有飲水處、點心桌、醫藥箱，以應急需。平時組織師生演習，急時進退自如，所以在全市死傷八百餘時藝芳女校師生無一人傷亡。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軍占領武漢。為了鞏固武漢的後方門戶，11月攻陷湖南嶽陽。自此，長沙城內謠言四起，國民黨湖南省當局張皇失措，不顧守土有責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危，唯恐逃之不快。負有維持長沙治安全責的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執行蔣介石“焦土抗戰”的指示，於11月12日夜間，命令軍警縱火燒城，大火至14日才媳滅。長沙城內房屋三分之二被毀，財產損失巨大。居民被燒死三萬餘人。大火之後，日軍並未立即進犯長沙。國民黨政府為了平息民憤，推卸責任，隻好把酆悌、徐昆、文重孚等人作為替罪羊槍斃，並將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革職。在這種情況下，曾約農與曾寶蓀及其家人一道，攜帶著曾氏部分家藏手稿和抄本，繞道避難於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曾約農等日夜提心吊膽，生怕家藏手稿和抄本遭到日軍的捜毀。次年，香港發生嚴重的糧荒，曰軍被迫允許寄居在港的內地居民回鄉，以減輕荒亂帶來的混亂。於是，曾約農、曾寶蓀分別化名為曾仲、曾蘋，乘機取道澳門，經廣州灣至廣西柳州，轉湘桂鐵路，乘火車抵達衡陽，回到老家荷葉。所攜曾本，經好友餘六鐵轉托廖傅亞、鄭仲衡分別妥運湖南和廣州灣保存。曾約農經千辛萬苦回到湘鄉老家後，一些鄉親對他們的生命安危，甚是放心不下。國曾約農卻風趣地表示：“全麵抗戰，大後方常被轟炸，家鄉如果淪陷了，安藩危也不亞於大後方。我佩帶一隻手槍，日不離身，夜不離枕，萬一有變，拔、槍相鬥，拚一個不虧本，拚兩個就賺了！”由此可見，曾約農的愛國民族氣節家是很明顯的。
族1944年6月21日，湘鄉淪於日寇之手。在此之前，曾約農被一個叫彭位族仁的抗日司令邀請任幕僚之類的職務，但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湘鄉老家一帶的抗日工作上。有天下午，荷塘本地一部分具有民族氣節的人在麻興庵召開了一次“應變會”，研討如何組織自衛隊的問題。會議由曾踽主持，參加者大多是一些鄉保長和紳士，曾約農應邀入會，並做了簡短的發言。他說：“敵人對廣大淪陷區有鞭長莫及之感，大家務必鎮定，不要害怕、驚慌，我們決定和大家一道保衛家鄉。而自衛隊應以防止漢奸破壞和散兵遊勇騷擾為主，兼顧遊擊，但應該注意防止‘維持會那一類組織的出現”。隨後，活躍在湘鄉和衡陽邊境地區的各類遊擊武裝相繼出現，諸如溫應冰的“正義軍”、徐洞的“潭寶永突擊指揮部”、湘潭張碧村的“遊擊司令部”、衡陽王偉能的“衡清司令部”、衡山唐辟衡的“第一支隊”等等。這些武裝盡管不屬於共產黨領導的正規抗日力量，但它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產物，矛頭主要指向日本帝國主義。然而，正因為它們具有這種特定的屬性，所以如何協調彼此間的關係，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曾約農為之采取了兩條具體的措施，盡自己的力量使各派武裝間攜手合作。一是委派專人幫助進行遊擊隊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聯係工作，借以了解敵情，掌握遊擊隊伍的活動情況。二是對駐地抗日武裝或過境部隊，每逢過年過節設豐宴犒賞，或贈送錦旗，激勵其愛國抗日之情。如在1944年8月，湘衡交界百數十裏地內，各路遊擊司令齊集曾約農老家富厚堂開會，商討抗日到底的問題。曾約農、曾寶蓀等人不但設宴款待，而且從中多方協調，消除了各路抗日武裝間的誤會，使其一致對敵。當時，衡山、湘鄉、湘潭三縣毗鄰相處的遊擊隊常常因防地問題發生糾紛，當地老百姓害怕打仗，一致請求曾約農出麵從中斡旋一番。他以抗日大義為重，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邀同從弟曾昭柯、“正義軍”副司令屈能伸出麵約集各路遊擊司令在湘潭龍虎拗會談，勸導雙方以民族利益為重，共赴國難。據曾寶蓀在回憶錄中詳細敘述這一過程說：“這是三接界——衡山、湘潭、湘鄉，三處遊擊隊，因爭地盤，大有火並之勢。由當地人民再三懇求不要打仗，免得人民受苦，要求約農出來作調人，立定和約，在湘潭某處開會。約農帶了昭柯弟同去赴會，由別動隊的副司令同去。”與這三方麵的頭頭當麵談妥防地之後，曾約農他們在湘潭龍虎拗停留了一天，在晚上才趕回老家。對於這件事，曾寶蓀評論說：“約農、昭柯，輕身入虎穴，居然能使那些互相猜忌的遊擊隊，化幹戈為玉帛，減少人民許多犧牲和痛苦，真是不容易的事。這是上帝的保佑，也可說這些遊擊隊將軍究竟還是愛國愛民的，所以隻要有人斡旋，便能消弭爭鬥之氣，同心向外禦敵了。”1945年春夏之交，湘鄉一帶因戰亂頻仍，天災不斷，老百姓生活更加艱難。為了挽救瀕臨死亡的窮苦人，曾約農毅然在富厚堂開倉平糶，在一定程度上為幫助當地老百姓渡過難關做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