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性的研究可以有多種角度，如社會學角度，人類學角度，生理學角度，心理學角度，行為學角度，曆史學角度，女權主義角度等。社會學對性的研究關注的是性的文化，性的亞文化，性的社會製度，性與宗教、經濟、家庭、法律的關係等問題，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對於性的社會規範的研究。社會學對性規範的研究有三大基本假設：第一，每一社會都以某種方式約束其成員的性行為；第二，社會的基本製度（如宗教和家庭）影響到社會的性規範；第三，對某一特殊性行為的肯定或否定決定於它所處的文化。
就連福柯這樣激進的人都認為，一個對人的性活動完全沒有禁製的社會是不可能的。社會學對性問題的關注點與其他學科（如生理學、心理學等）最大的區別就在這裏：它最關注並下大氣力研究的是某個社會或某種文化是如何規範其成員的性活動的，其中包括性規範的形態，導致規範形成的原因，規範的效果（包括正負兩個方麵的效果），對規範的批判，以及改變這些規範的可能性。
性的意義
哲人羅素說過：罪惡因地理位置而異。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也說過：道德是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以及人對其周圍人群當下的感覺。在食人族的國家，吃人就是道德的。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時代，性有不同的意義，而不同的性規範會因性的意義不同而不同。例如，如果某人持有“性的意義就在於生殖”這一觀點，他就會把為了快樂的性活動視為越軌的行為，否定它，批判它，製裁它；而如果某人認為性的意義根本就在於感觀的愉悅，他對同樣的行為就會做出不同的評價，他會肯定它，讚同它，認為僅僅為了快樂的性行為是符合性規範的。
即使是在同一種文化中，對性也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做法，使人很難對它做出簡單的概括，下結論說某種文化、某個社會對性是絕對肯定的或絕對否定的。在一種文化傳統之內，可能對某種性活動持尊重態度，而對另一種性活動加以限製。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儒教把性作為自然的功能加以接受，沒有內在的罪惡感。但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在性的公開表達方麵保持極為嚴格的沉默。伊斯蘭的女性全都要戴麵紗，但是這一文化並不否定女性的性欲。日本佛教對於男女交往有極嚴格的限製，但是日本生產和保留著大量最優秀的色情藝術。這些都是同一種文化中性規範存在差異的例子。因此，我們很難對如此複雜的對象做出簡單的概括，更不能對它們做出先進或落後、正確或錯誤、正麵或反麵一類的簡單評判。
在一個社會中，性的規範與該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密不可分。這些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是該文化對於人性的基本假設，社會依據這些基本的假設對性行為做出正常與反常、正確與錯誤的定義。例如，享樂主義（hedonism）是一種以最大限度追求快感避免痛感為基礎的道德體係；禁欲主義（asceticism）是一種強調克製和控製衝動的觀念；道德主義（moralism）是一種強調道德行為的宗教或哲學態度，往往設有嚴格的標準，視其為人類生活的最高目標，主張用嚴厲的規範來對待人類的行為，以提高人們的德行；多元主義（pluralism）則是一種肯定多種相互競爭的觀點的哲學或政治態度，相信真理產生於不同觀念的碰撞之中，多元論者的信念是要把人類自由的可能性擴大到最大限度。這些觀念和價值因社會和文化的不同而得到強調或者壓抑，很難做出哪種價值好、哪種價值不好的簡單評判。
在曆史上，性對人們來說一直具有多種多樣的價值和意義，有研究者列舉了這樣一些性的意義：精神升華，罪惡，權力，軟弱，生殖，浪漫關係，色情，快感，娛樂，體育運動。是一種使自己處於對另一人的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或者相反，是一種絕對不能使自己處於這種脆弱地位的欲望或需要；是一種忠實、依賴、服從於某人的需要，或者是在生理心理上與某人結合的需要；是一種為了自我控製，控製他人，控製自身處境，控製一切人際關係的需要，或者是放棄控製，？從於他人控製的需要；是一種維生的機製；是一種需要和欲望的交易；是一種被人喜愛、需要、向往、成為他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的需要；是人對他人吸引力的標準；是建立親密關係的途徑；是對另一人表示信賴的方式。最為明顯的是：性與愛有關，與肉體快樂有關。
在我看來，性的意義至少可以被概括為以下七種：第一，為了繁衍後代；第二，為了表達感情；第三，為了肉體快樂；第四，為了延年益壽；第五，為了維持生計；第六，為了建立或保持某種人際關係；第七，為了表達權力關係。
性的第一個意義是為了繁衍後代。在遠古時代，人們不了解性與生殖的關係，直到現代，仍有極少數的部落民族對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不甚了解。但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各種文化都會把生殖作為性活動的目的之一。傳統的性道德尤其強調生殖，甚至把生殖以外的目的一概抹殺，認為是不正當的。這一點當與保種的意識有相當的關聯。先民社會多災多難，生存條件匱乏，保種是當務之急，性的生殖繁衍功能自然而然被擺在重要地位。但是在全世界人口爆炸的今天，仍把生殖視做性的首要功能，就未免過於愚昧了。這就像是某種陳規陋習，人們對之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卻一味照做如儀。那些強調生殖是性的唯一合法功能的人們也早已忘記其繁殖保種的最初動機，在全世界乃至某個社會中從人口過少到人口過多的轉變早已發生之後，還是一味強調性的生殖功能，實在愚昧。
性的第二個意義是為了表達感情，這是一個近代的觀念。在近代以前，性與愛的關係極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古代神學家在談性時從來沒談過愛，配偶雙方都把對方視為性的對象，由此形成了夫妻債務的觀念：妻子的身體屬於丈夫，丈夫的身體也屬於妻子。在許多古老文化中，婚外性行為之所以受到嚴厲懲罰（有時甚至是死刑），主要是因為它是對擁有配偶人身的私有財產權的侵犯，對愛情的背叛這一因素在懲罰的動機中反而顯得微不足道。
直到近現代之後，愛才成為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人認為，盧梭是為熱情而熱情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偉大的熱情一向被視為災難的疾病，而不是值得羨慕的心靈境界。是盧梭及其後的所有英法的浪漫主義詩人，將中世紀的偉大的熱情變成了社會責任，把它從疾病提升為愛的唯一真正和自然的形式。由於性的這一意義的廣泛傳播，現代有許多人已經持有愛應當成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點，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多少人真正能夠按照這種觀念去做――比如說，那些在沒有愛的婚姻關係中生活的人就做不到這一點，那些尋找偶然或短期的性伴？的人也沒有做到這一點。當然，還有很多人根本不讚成以愛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點。人們習慣於把以愛為性的唯一原因的觀念僅僅當作一個現代的觀念，而忽略了產生這種觀念的文化背景――它帶有很重的西方文化的特色。
社會學的統計分析進一步表明，在愛與性的關係上存在著性別的差異：女性相信愛應當成為性的理由的程度超過男性。這種差異的形成可能有多種原因，絕非本質主義的生理決定論所能加以解釋。別的不說，至少在許多社會中一向存在的男女雙重標準（男性可以有多個性伴，女性卻必須保持忠貞）會對男女兩性對性與愛的關係的看法產生深刻影響。因此，女性會更遵守單一性伴的規則，從而顯得更重感情，而男性則能夠較少受到單一性伴規則的約束，從而顯得更加為性而性，而不是為情而性。有人甚至為這種男女的雙重標準找到了所謂解剖學依據：精子有多個，卵子隻有一個，因此男性就有找尋多個性伴的衝動，而女性隻是守著一個對象，等待懷孕。雖然這種解釋聽去過於玄妙，像是信口開河，但是男女的雙重標準卻是統計的事實。當然，以愛為性的主要理由絕不是女性獨有的看法，而是所有現代人的共識。
性的第三個意義是為了肉體的快樂。由於避孕技術的發展和世界各國普遍實行人口控製政策，生育與性的分離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實踐。因此有人得出這樣的結論：生殖已不再是人類性交行為的主要理由，我們進一步認為，性快樂的經驗是以其自身為目的的。
如果說性僅僅是為了快樂，僅僅以其自身為目的，那麼不但生殖目的不複存在，就連愛的目的也沒有絕對的必要了。愛會導致長期關係，性卻可以是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是一種遊戲，是對身體快樂的單純享受，是一種單純的感觀經驗。持這種觀點的人宣稱：隨著人們不再必須將性與婚姻生育聯係起來，我們對性不必再那麼嚴肅，我們可以更隨意更輕鬆地享受性快樂。以性為單純的感觀快樂的觀點在現代越來越流行，雖然在艾滋病出現後，這一潮流受到挫折，人們的多性伴行為方式有所改變，但是由於生殖與性活動的疏離已成不可扭轉之勢，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傾向於把性當做純粹的感觀享受。
恩格斯當年分析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時曾表達過這樣一種觀點：家庭和婚姻之所以產生，是為了生育合法子嗣以繼承家庭的私有財產。按照恩格斯的邏輯，在生育動機分離出去之後，家庭和婚姻就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了，那麼性的確可以是一種單純的感官快樂了。
性的第四個意義是為了延年益壽。這是許多古代社會特別是東方古代社會的性觀念。中國古代的養生觀就包括這樣一些觀點：性可以延長壽命直至長生不老；對於男人的健康和壽命來說，處女價值特別高，尤其是月經未來潮的14歲少女，最好在14或15歲到18或19歲之間，不可超過30歲；與童男交合同與處女發生性關係一樣可以增進健康，延長壽命；有多個女性性伴？對男性有益；關於采陰補陽、？陽補陰的觀念；關於精液寶貴、還精補腦的思想等等。在古代中國文化的性觀念中，性的繁衍後代和延年益壽這兩個目的是同樣重要的。
阿拉伯人也從保健的功能來看待性活動，有學者指出，說阿拉伯人在世界上所有的快樂中最喜性交，一點也沒有誇張之嫌。對於富人和窮人來說，它都是共同的最大快樂，是對日常煩惱的忘卻。男人女人都喜歡這一活動，據說它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就像騎馬一樣”。
性的第五個意義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為了維持生計。性的商業化從古至今一直是某些人的實踐。賣淫業一向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種職業。這種情況發展到現代，性工業在一些社會中已經成為最有利可圖的行業。色情行業包括各種性的夜總會、脫衣舞男舞女、賣淫娼妓、陪伴業（escort）、色情出版業、色情影視業等等。性活動成為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的生活來源。
除了上述行業的從業人員之外，按照恩格斯對資產階級家庭的批評，它是“兩個賣淫合成一個道德”。由於資產階級的家庭中存在著財產關係，女性靠提供性服務換得家庭生活的保障。按照恩格斯的邏輯，資產階級的家庭婚姻關係與賣淫的區別僅僅是批發與零售的關係，沒有本質的區別：二者都是性的商品化，都是以性換取生活來源。如果恩格斯的邏輯成立，以性作為維持生計的手段就不再是少數娼妓的越軌行為，而是社會上許多“體麵”階層的人們的正常行為；就不再是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而是社會規範本身了。
性的第六個意義是為了建立或保持某種人際關係。有學者提出，性並不是僅僅為了肉體快樂的活動，而是人的交流活動。它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可以起到緩解群體內衝突、維持群體團結的作用。
對動物行為的研究發現，有時動物的性活動可以起到緩解群體中緊張關係和衝突的作用。對倭黑猩猩的觀察表明，在喂食期間它們的性行為會有所增加，目的就是為了緩解爭奪食物的衝突。在雄性倭黑猩猩中，性還被用來作為攻擊性行為之後的友好表示。在海豚中也發現了在喂食期間性行為增加的現象，以此緩解爭奪食物時的衝突。對倭黑猩猩的研究提出這樣一種解釋，即海豚爭食時性行為的增加是為了防止攻擊性行為。
人類是否也會以性作為避免衝突的手段？答案是肯定的。有調查表明，解決多位情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不是靠辯論，而是靠性行為。一項對美國“地獄天使”摩托團夥的研究發現，每個加入這個團夥的女性必須和所有男性成員性交。同樣，在許多部落民社會中，用婦女做交換是談判中常有的內容。性在降低社會群體間的緊張關係以保持協調一致方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的行為模式都表明，性活動可以起到防止仇恨和平息社會衝突的作用。
性的最後一個意義是為了表達權力關係。遠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性就成為權力的象征。在當時，性活動的伴？分為兩類，不是男性和女性，而是統治方與服從方。有權的男性是統治方，他們的性對象是各種無權的人――婦女、兒童、外國人和奴隸。因此，一個男性主人並不會因為同一位男性奴隸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而喪失體麵，但是，如果他在這種性活動中成為性行為的被動方，卻是一種喪失身份的做法。這一點令人想到我國曆史上皇帝的男寵：皇帝絕不會因為與男寵的同性性活動而喪失尊嚴。這種關係一點也不會傷害到皇帝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權力的表現。在民間也是一樣。在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與少年性交並不會影響到他的男性身份和形象，他也並沒有因此被看做一位同性戀者。他和少年的關係同他和那些女人的關係一樣，都是男權製權力結構的反映。
正因為性對於不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意義，才會有差異巨大的性規範存在於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會當中。在這裏，最要緊的是不可以把性的規範當做是一種通用的、固定的、“自然而然”的東西來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到它的局部性、可塑性和“人為”性質。各個文化和社會中的性規範是由生活於不同地域的人們在千百年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
嚴格說來，我們不應當對各不相同的性規範做出對與錯的評論。黑格爾說：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每一種性規範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的邏輯，自身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的功能。時過境遷，這種促使它形成的功能也許早已喪失，可某種性規範仍會作為一種風俗保留著。在社會研究中，最艱難的事情莫過於評價某種風俗、某種行為規範的是與非。比如，非洲一些國家盛行的女性陰部環切術，無論從人權角度還是女權角度。都隻能認為這是一個很壞的風俗，應當加以改變。印度的燒寡婦和中國的裹小腳也屬於同類問題。然而，後殖民主義理論卻使這個簡單的是與非的邏輯大大複雜化了。這種理論提出：現存的這種評論是非的方式是西方殖民者宗主國思想方式的產物，它傾向於將某種落後的風俗當做殖民地文化的全部，而他們強調這種風俗的目的是要說明：西方的殖民是先進的，有道理的；殖民地是落後的，愚昧的，它的被侵略是有正當理由的。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員，我們很難接受西方的邏輯，後殖民主義是為我們說話的。這一理論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使我們看到，我們的文化有壞的一麵，也有好的一麵，某些陳規陋習絕不能代表我們文化的全部。在性規範的問題上我們中國文化尤其有值得驕傲的地方：我們這個東方國家的性規範在許多方麵絕不比西方更“落後”，更“愚昧”，反而有許多更符合人權和女權標準的地方。西方許多思想家並不否認這一點，例如，福柯就常常把中國的性規範與古希臘羅馬、古埃及、古代日本等文化相提並論，認為我們擁有“性的藝術”，而西方隻有“性的科學”，他對西方的所謂性科學大加撻伐，毫不留情。
當然，對各國文化和性規範的尊重並不能抹殺某些共同的標準，這就是人類的一些基本的共識，如人的權利，其中包括人的身體不受傷害的權利，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等等。如果某種風俗、某種性規範違背了人的這些基本權利，它還是應當受到批評的。但是這種批評絕對不應當是居高臨下的，以偏概全的、甚至是心懷惡意的。本書就試圖以人類的共識為標準，謹慎地討論不同文化中的性規範及其利弊，探討改善這些性規範的可能性。性規範是可以改變的，它應當向著有利於人的權利的方向改變，這是本書的一個基本立場。
西方的傳統性規範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的性規範中，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性的目的是為生殖繁衍還是為肉體快樂的問題：為生殖的性活動被視為正當的，不可避免的；為快樂的性活動則被當做不正當的、罪惡的，應受懲罰的。在西方社會中，從亞裏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與快樂兩方麵自始至終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
與古代和東方性規範極為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反對肉體快樂。這一原則認為，肉體快樂使靈魂受到肉體的束縛，阻礙它聽從上帝的召喚。基督教認為，為了人類的繁衍，性行為是一樁不得不為之的罪惡，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為則是有意犯罪為惡。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為都是“不自然的”或是“違反自然的犯罪”。把精液用在任何生殖以外的目的上都是“與自然對立的”，因而是罪惡的。基督教的理想的性行為僅有一種，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內的以生殖為唯一目的的異性性交。公元6世紀的格裏高裏教皇（Pope Grerory）相信，在有了婚內性交行為後，一個人就不可能再是純潔的了。而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為快樂而與配偶交合，那就肯定是一樁嚴重的罪行。
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沉悶禁欲的性道德與古希臘以及古代東方國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它關於性是罪惡的這種觀念，對後者來說是相當陌生的。根據聖·古斯丁（St.Augustine）的看法，作為亞當和夏娃墮落的結果，性活動的一切方式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夫妻間的陰莖陰道交也不例外。雖然性交活動不是不可以有，因為它是得到上帝允許的，但是每一次具體的性交都是罪惡，作為結果，每一個孩子都是其父母的罪惡的產物。
聖·古斯丁還是最早為教會灌輸“性交是令人惡心的行為”這一看法的人。在他之後，這種對性的否定看法甚為流行。阿諾伯斯（Arnobius）稱之為肮髒和可恥的行為；麥瑟德斯（Methodius）稱之為不雅的行為；傑羅姆（Jerome）稱之為不潔的行為；泰圖利安（Tertullian）稱之為令人羞愧的行為；安布羅斯（Ambrose）稱之為玷汙的行為。有一種沒有明說的想法，即上帝應當在性之外發明一種解決繁衍問題的更佳方式。
按照宗教教義，每周的星期四應當戒欲，以紀念基督被捕的日子；星期五紀念基督受難；星期六紀念聖母瑪麗亞；星期日紀念基督複活；星期一紀念基督升天。隻有星期二和星期三可以性交，但是如果遇上齋戒曰和宗教節日――複活節前的40天，聖誕節等等，也應禁欲。雖然關於齋戒期、節日、妻子不潔期（經期、孕期、哺乳期）禁止性交的規定有所修正――過去強調妻子的不潔，但在12、13世紀之後轉變為強調對妻子和孩子健康的傷害――但是禁欲的基調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