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也跟回家差不多。重要的是在山上可以尋找到自己，尋找到世上真正最好的一切……這體驗豐富而迷人，下了山眼睛亮，心地寬，再看世界就和沒上山的人不一樣了。別人爭的東西，我再不去爭；別人不理會的東西，我能看出它的價值。
珠穆朗瑪，你給了我什麼呢？
第一次進藏去南迦巴瓦峰歸來後，朋友們問我：“你在雪山上，感觸最強烈的、收獲最大的是什麼？”我說：“對人的尊重和熱愛。這是那些登山者和大自然暗示我的。”如今，在珠峰，這種感覺更為強烈。
遠離了親人和朋友之後，看上去離他們遠了，但正是這遙遠，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這，就是生活的哲學吧。多少人，天天在一起工作，甚至朝夕相處，但不知為什麼，不僅心靈無法溝通，而且冷若路人；不少人都會埋怨世態炎涼，可又有多少人能冷冷靜靜地反思自己曾為他人、為這世界付出了多少愛呢？
雪山，能給你這種反思的勇氣和力量。
在珠峰，當高山反應還沒有過去時，真有一種對世界很冷漠的感覺，那完全是一種病態。但是，活過來，有了人氣兒，馬上就開始分外想人了。想朋友，想親人，甚至想念吵過架的夥伴，覺出自己的自私和霸道。這裏離世界那麼遠，可又那麼近，能聽到好友唱給我的美麗歌聲，甚至能聽到他的呼吸。生活著，多麼美好！人生，是可愛的。從此該珍惜人世間寶貴的一切。
所有登山隊員都是這樣，他們是最熱愛人生的人。
一位登山者的妻子曾對我說：“丈夫一走，我馬上便有一種感覺：嫁給一個登山者，是我一生的錯。你愛山，就和你的山過日子去，別要家要孩子啊！弄得我常常半夜驚醒，成天為他提心吊膽。可他從山裏一回來，一看他被風雪折磨的那個鬼樣子，又馬上感到，這才是屬於我的男人！你說怪不怪？”不怪。
這裏，我想用筆記下幾個山上的“鏡頭”，來回答這位妻子和登山者的親人，還有所有理解、關心他們的人。
3月16日這天，隊員羅申坐臥不寧。我以為他有高山反應，悄悄問他要不要吃藥。他搖搖頭，俯在我耳邊說：“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真想對她說幾句話，或寫幾個字，但不能……”（大本營有海事衛星，可往全世界打電話，但太貴）羅申，實力最強的羅申，十幾天後上山遇暴風雪凍傷了兩根手指，須馬上返京治療。上車時，他流著淚望著珠峰，車走出很遠了，他仍望著珠峰。我懂，這將是他一生的遺憾……台灣隊員伍玉龍，是台灣玉山公園的巡山員。他和我們藏族隊員一樣，也喜歡吃風幹生肉，所以，他一有空便紮進藏族隊員的帳篷。他在台灣的未婚妻常打來電話。他呢，一聽“小伍，電話！”就光著腳拚命往外跑。於是，誰要和他開玩笑，隻需喊一聲：“小伍，電話！”大家看他慌張跑來的樣子就笑，他卻說：“受這個騙也不錯，起碼聽到時高興！”馬欣祥的女朋友在成都，在拉薩時，到郵局打電話比山上便宜，他就經常去打。有幾次我和一個台灣隊員看到他在電話間裏通話時間太長，竟坐在地上打，就編排他：“打電話打得暈倒在電話間，把電話線打紅了！”上山前，他對我說：“張老師，我隻有一個要求，多發點兒稿，讓她知道我們在山上的消息……”說完，他背起背包向珠峰出發，頭也不回……
炊事員小李，是我們從拉薩部隊借來幫助工作的。他老家在河南農村，上山後，他的妻子正值臨產期。他一忙完，就自言自語：“生哩，生哩，到日子哩。生了個啥？女的？還是‘帶酒壺的’？不知道，真他娘急得慌……”藏族隊員次仁，新婚剛剛七天。
藏族隊員加措說：“我一登山，媽媽就到寺院為我燒香祈禱，這次，她一定又去了。去寺院的路，好遠啊……”
隊長、老登山家曾曙生對我說：“1988年中日尼三國橫跨珠峰後，我回到北京，十歲的兒子到車站來接我。下了車，我就站在他的麵前，可他不理我，急著往車上東張西望。我們在山上幾個月風裏雪裏，臉上裂開了皮，又黑又瘦，胡子拉茬的，他當然認不出我了。可不理我就不理吧，這個小兔崽子，朝著日本隊長齋藤撲過去喊爸爸！我湊近他跺著腳喊道：‘小子，你真長本事了，連爹都認錯啦！哈哈！……’喊完，抱住兒子，我的淚就流下來了。”台灣隊員黃德雄，既是隊員又是《民生報》記者。他顯得比較深沉，暴風雪緊急下撤之夜，他曾在冰雪中凍了整整一夜才摸回來。他說：“我一上山，妻子就說把我丟了；我一下山，她說再把我撿回去。可我感到，在山上可以尋找到自己，尋找到世上真正最好的一切……這體驗豐富而迷人，下了山眼睛亮，心地寬，再看世界就和沒上山的人不一樣了。別人爭的東西，我再不去爭；別人不理會的東西，我能看出它的價值。”隊員們相互之間的友愛，也是純真的。台灣隊員伍玉龍和藏族隊員幾乎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