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大儒朱熹，號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他在哲學上繼承“二程”理論，建立了客觀唯心主義體係，是儒家的理學大師，他所著的《四書集注》被明清兩代定位為士子必讀的教科書，對後世影響深遠。
作為孔子的粉絲，他非常反對“孔子殺少正卯說”，認為這個言論是後人以孔子的名字發布的謠言，是故意汙蔑孔子的謊言。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論基礎上，提出了許多其他理論，但都遭到了當時許多人的反對，其中一個叫唐仲友的反對得最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動上，朱熹卻沒有孔子的幹脆利落，他拐彎抹角地想從側麵給唐仲友打擊，當時，朱熹正好擔任了兩浙的鹽官，便想從經濟問題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辮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審核來審核去，卻沒能在經濟問題上抓住唐仲支的多大把柄，這讓朱熹十分鬱悶。一計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計。為官之人最怕兩件事：一是經濟問題，二是生活作風問題。
既然經濟上找不到紕漏，那就在生活上找碴子。唐仲友的把柄實在不好抓，於是朱熹便直接找到了一個妓女，逼迫這個妓女承認自己和唐仲友有著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按照當時的法律，官員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朱熹本想借著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聲，好給唐仲友安條罪狀，以拔除這個眼中釘，但他沒有料到，這名妓女居然不聽他吩咐，死活不承認自己與唐仲友有奸情。
朱熹找的這個妓女是一名軍妓，名叫嚴蕊，朱熹沒有想到嚴蕊如此地有氣節，他把嚴蕊抓進大牢，關押了兩個多月，每天都是嚴刑拷打，但嚴蕊就是不鬆口。有幾次嚴蕊差點都被打死了，可這個風塵女子卻說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堅決不肯承認自己與唐仲友之間有私情。
後來這件事情越鬧越大，就連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欽差大臣下來調查。那個欽差大臣十分佩服嚴蕊的氣節，在調查清楚此事之後，不但還了嚴蕊的清白，還準許她從良，嚴蕊當堂便填詞一首來明誌，表明自己的決心：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結了，唐仲友最後終於逃過了一劫，冤獄得以平反。而製造這起事故的朱熹因為名氣實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對他怎麼樣，最後隻能將他調離，讓他換個地方做官了事。
說起來，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聖賢之人，他和孔子雖然不是同一時代，但在後人眼中都有著“神聖”的一麵。但在這神聖的背後，我們也能從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內心深處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雖然被人推崇為聖賢，但他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為舊知識分子，清高、傲慢，讀死書，認死理，是一條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會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學觀念做事，不會凡事都從“理”出發去判斷事物的真偽。
明朝《拍案驚奇》有一則朱熹斷案的故事，故事中說道朱熹在福建崇安縣任知縣時，一個小民狀告縣中大姓奪占了他祖先的墳地，而大姓則是拒不承認。朱熹去實地勘察後，挖掘出墳地裏有著“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認為奪占這種事隻有大姓才做得出來，於是他便將墳地斷給了小民。
後來大姓不服，繼續上告，這件官司鬧得很大，一時之間人言紛紛，朱熹認為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響了輿論導向，他感歎世風日下，真理難行，一氣之下便棄官隱居了。朱熹斷錯了案還拒不承認，這和他堅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觀唯心主義有關。
朱熹有著文人剛愎自用的心理，他不檢點自己斷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眾口難調的時候賭氣拂袖離去，這等傲慢與偏見，正是那時文人固執的心理的一個表現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