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活人陪葬是古代喪葬常有的習俗。就考古發現，用活人殉葬最早始於殷商時期。在河南安陽發掘的奴隸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幾個、幾十個人殉葬，有的大墓中，有二三百人殉葬。有的骨架旁放著刀劍，是武士奴隸；有的骨架旁擺著車馬，是駕車奴隸；有的骨架殘存有狗骨，是養狗奴隸；有的骨架旁沒有頭骨，頭骨在另一邊，是被殺後殉葬的奴隸；有的骨架上手骨還被反綁在背後，並有明顯的掙紮痕跡，是被活埋殉葬的奴隸。
戰國時期，史籍關於人殉的記載很多。《墨子·節葬》篇說：“天子殺殉，多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多者數十，寡者數人。”《西京雜記》載：“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唯一男子應是幽王，百餘女子應是殉葬的宮婢、妃妾。《史記·秦本紀》還說：“葬既下，或言工匠為機，臧（按指奴隸）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為了擔心這些工匠泄漏墓中的機密，便將他們置於死地，估計秦始皇墓中為之殉葬者將以萬計。
漢朝依舊保留活人殉葬習俗，如漢武帝死有活人殉葬。但從漢朝到宋朝，除邊遠地區以外，殉葬作為一種製度，已不複存在。到明代，人殉之風死灰複燃，明太祖首開先例，明英宗結束了殉葬製度。後清代皇太極、順治時都存在殉葬，以人殉葬的製度最終止於清代康熙年間。清聖祖康熙年間，禦史朱斐上書：“屠殘民命，幹造化之和。僭竊典禮，傷王製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為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
至於為什麼實行人殉，曆來說法不一。
有人說：“古人相信人死以後，靈魂依然存在。為保證死者亡魂的冥福，親人多以器物、牲畜甚至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
有人說：“有‘人’殉葬，則死者可以在‘陰間’或‘來世’得到富貴。”這一觀念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根深蒂固。
但主流的觀點認為，由於當時的特權統治階級占有絕大多數社會財富，並且擁有大量毫無人身自由的奴隸。他們希望自己在死後也能同生前一樣享受富貴，於是在自己的墳墓裏放置大量活人用的器物，並殺死奴隸使之與己同葬，希望自己在死後可以照樣受這些奴隸服侍。殉葬者先斬首後埋者有之，被肢解者有之，被活埋者亦有之。死狀不一，當時奴隸主之殘忍可見一斑。
綜觀中外曆史，幾大文明古國都有以人殉葬的習俗。無論是埃及法老的金字塔裏，還是巴比倫國王的陵寢中，都曾發現過大量殉葬者，而非僅是中國的專利。
文章向人們倡導的是“大智”，“無所可用，安所困若哉”是突破世俗的權、勢、功、名、利、祿、物、我、生、死等的束縛，順應自然，使精神達到無記掛、無阻礙的“逍遙自在”，乃至“無己”，即“物我兩忘”的境界。
莊子所說的“無待”，並非人們一直指責的不講條件或脫離任何條件的“絕對自由”，而是順應自然規律，把握六氣變化之道，以遨遊於宇宙的逍遙自在！
《逍遙遊》向我們昭示的思想境界是：崇尚“大智”，崇尚像大鵬那樣的雄健體魄、磅礴氣度，尤其是順應自然規律，憑借厚積的風力扶搖直上九萬裏，直飛南海天池的氣概。能像大鵬那樣展翅高飛，就可逍遙自在。大鵬之遊就是莊子所提倡的“逍遙遊”。
這種無拘無束的逍遙自在雖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沒有宣揚不講條件的“絕對自由”！如果這也算絕對主義，那麼諸葛亮的“非淡泊無以明誌”，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否是絕對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