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財富流失引起的思考
某證券公司董事長稱，他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外方股東根據協議對管理公司股份要增持到49%，外方高層預計五年之後可以從中國這家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權投資收益每年6億元人民幣以上。不到5千萬元的一次性投資未來每年可以持續從中國拿走6億元的財富，相當於20.44萬中國農民為外來資本所在國每年生產3.07億噸糧食。如果中國設立20家類似的基金管理公司，未來每年彙出境外的財富將達到120億元人民幣。這僅僅是一個基金業的狀況。造成國民財富流出的還有合資的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深圳發展銀行、浦發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等一批商業銀行爭先恐後地向外資出售或即將出售銀行股權，我們廉價地按報表上的價值出售股權和收益權，外資機構得到的是業務網絡渠道和存在於報表之外巨大的無形資產。以強大的中國工商銀行業務網絡支持的工行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權廉價地出售給了第一波士頓25%，同樣，以交通銀行業務網絡支持的交行基金管理公司股權廉價地出售給施羅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30%。我們的政府和企業是否統計過，10年之後，這些投資需要從中國拿走多少國民收入？我們能夠得到我們希望得到的製度、技術和就業機會嗎？我們合資時候的願望都是基於一個假設：他們會把我們想要的給我們。可是，自從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出讓股權、出讓市場、出讓國家的經濟版圖，得到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持續增長能力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後果卻十分嚴重。
（二）不能輕視中國的經濟版圖
以價值形態表現的社會財富是一個國家經濟循環中的血液，如果長期大量流出體外，勢必造成經濟崩潰、政治動蕩和社會危機。從經濟循環與周轉的角度分析，部分海內外專家學者“看空”中國不是沒有道理的。
在此，我們需要深刻反思，什麼是中國的經濟版圖？中國為什麼需要出讓這些經濟版圖？出讓這些經濟版圖想換取什麼？能換來我們想要的技術嗎？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是否也把他們國內的盈利產業的股權廉價地出讓給中國企業了？我們哪個企業可以從西方國家的某個基金管理公司那裏按照一股1元人民幣的價格取得30%的股權？50年之後，我們的子孫會不會把現在以割讓經濟版圖的“大躍進式對外開放”與1958年砍森林煉鋼鐵的“大躍進式工業化”視為同樣的無知和愚蠢呢？那時我們還能給我們的後代留下多少產業升級的空間呢？
國內經濟版圖是由本土企業在國內各個行業中所擁有股權數量和所占有的市場地位組成的。20多年來，大躍進式的開放已經使我國丟失了大量的經濟版圖。由於可以進口民航客機，我們葬送了民機產業；由於可以合資生產汽車，我們割讓了汽車業的半壁江山。再過40年，中國龐大的汽車市場能否培養出一個年利潤100億美元的中國自己的汽車公司？這已經不可能了。據統計，在中國27個行業中，由外資控製的產業已經占據21個。外資正在加緊占領流通領域的市場和金融領域的市場，我們的各級官員也在急不可待地開放這塊市場。我們用計劃經濟的慣性思維和對西方經濟學的一知半解跟老牌資本主義的精英們談資本運作，最終結局隻能是“我們付出的很多很多，得到的是一無所有”。我們出讓了大量的經濟版圖，但並沒有得到所期望的技術、技巧與管理經驗，卻培養和形成了對外資的依賴屬性。割讓經濟版圖換不來技術、換不來製度、換不來創新能力、換不來核心競爭力，隻能導致國家整體技術創新能力的退化，隻能換來對外資毒性的依賴。也許，這將是50年之後我們的子孫對2005年之前20多年對外開放政策的總結。這種總結所形成的遺憾與痛心恰似1958年對清朝末期“洋務運動”的總結，恰似2005年對1958年毀林煉鋼的“工業化模式”的總結。
西方國家的公司理財學通過對各種融資手段進行成本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股權性融資是成本最高的融資手段。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外商直接投資就是成本最高的股權性融資。如果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壟斷和控製某些行業，那麼這類招商引資行為屬於成本和代價更高的“控股權性融資”。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本土企業受到巨大的衝擊，以往的固定資產投資成為無效資產並形成了大量的銀行不良資產，這成為全體國民的共同負擔；大量工人下崗失業並沒有在外資企業得到相應的再就業，即使在外資企業就業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收入保障，透支未來的低工資“血酬製度”已經成為吸引外資的招牌，類似沃爾瑪這樣跨國公司可以在中國不設工會卻照樣營業；外資拿走了利潤，甚至拿走了稅收。外資企業提出了在中國的經營策略是“給中國留下GDP，帶走利潤，避開稅收。”國際上資本成本大約是年收益率12%，以此推算，隻有年收益率大於20%或市盈率小於5倍，才能滿足國際資本離開母國進入中國進行“風險投資”的要求。以目前8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計算，每年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利潤以及避稅收入大約在1600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本土企業的海外投資總收益幾乎是零，二者相抵，中國屬於國民收入淨流出的國家。國民收入淨流出是一個國家經濟體的“失血現象”。這種“失血現象”能夠維持多久，“失血量的極限”是多少，“失血時間和數量”何時可能突破金融的極限、經濟的極限、政治的極限和社會的極限，這些都是需要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冷靜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