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是處理好新時期中美關係的前提。“知彼”意味著應該充分了解美國的核心利益並避免與之發生直接衝突；“知己”意味著應該明確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的自強追求。目前經濟領域表現出來的現狀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以至於陷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局麵卻找不到有效的解決方案，而新的政策措施往往屈從於國際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和國內利益集團的投機要求，從而進一步背離中國所追求的長治久安的根本目標。為了及時扭轉中國經濟和社會滑向係統性危機的趨勢，我們需要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製定出處理好新時期中美關係的對策，同時，按照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標準和國防現代化的要求，全麵調整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農村發展政策和城鄉流通領域政策，使中國經濟和社會逐步轉入可持續發展的安全軌道。
（一）美國的核心利益和中國的自強追求
中美關係無疑是中美兩國之間最主要的國際關係，但是處理中美關係的主導權並沒有在中國手中。這是中國政府處理中美關係必須麵對的現實。在這種格局之下，中國政府必須牢牢把握處理國內問題的主導權，並在此前提下圍繞著實施正確的國家戰略，主動調整國內經濟關係和產業結構，從而使中國在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過程中，處於有利的地位。如果中國政府在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斷喪失處理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主導權，同時，美國利用中美之間的各種利益關係操縱著中國的內部關係，並不斷地侵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長遠利益，那麼中國將麵臨著極其被動的局麵。這種被動局麵主要表現為，如果順從美國的意誌則喪權辱國；如果逆其利益則可能爆發直接或間接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衝突。從目前的局麵分析，中國已經陷入了這種尷尬和被動之中。
知己知彼是處理中美關係的前提。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過程中之所以陷於尷尬和被動，原因在於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知彼”就是要清楚美國現階段的核心利益。美國從一個英國殖民地發展成為獨霸全球的超級大國，其核心利益在不斷地演化。美國的核心利益已經遠遠超越了200年前追求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目標。從尼克鬆時代開始，美國的核心利益已經上升到美元，上升到維護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上升到維持美元的全球霸權。從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到引爆希臘債務危機，都是為了鞏固美元的全球地位，維護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任何挑戰美元的國家和地區都構成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挑戰。美國對此決不會視而不見。遺憾的是，中國在基本條件尚未具備的情況下，試圖以人民幣挑戰美元。
當前，盡管人民幣有了一定的國際信用基礎，但是人民幣的國際信用基礎並非來自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而是來自中國的美元儲備。因此，以人民幣挑戰美元，實質上是以中國的美元儲備挑戰美國的美元地位。在此情況之下，人民幣挑戰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幣本身。人民幣挑戰美元的政策後果是暴露了中國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意圖，但是對美元卻不構成任何威脅。在未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等力量所形成的綜合實力和國家信用還無法挑戰美國的地位。基於這一現實，中國應該默認美元的國際地位，謹慎發布人民幣挑戰美元的觀點和政策，不再公開地、直接地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在目前的狀況下試圖挑戰美元，屬於不了解美國的核心利益，屬於“不知彼”的表現。
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不僅需要“知彼”，而且需要“知己”，尤其需要站在中華民族全局的高度和長期生存發展的角度，充分了解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是什麼？對這一根本問題的不同回答是檢驗我們是否真正做到“知己”的試金石。
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需求不是GDP和GDP總量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1840年之前中國GDP遠超過現在的比重而達到當時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但是仍然沒有逃脫戰敗國破、賠款割地、淪落為半殖民地的命運），也不是各級政府追求的GDP的增長速度，更不是眾口一詞的所謂城市化、城鎮化和“世界工廠化”，而是實現新型工業化，實現工業現代化。
當我們偏離了工業化的目標和工業現代化的內涵而去追求世界GDP排名，追求經濟增長率，追求外彙儲備，追求城市化和城鎮化擴張，追求人民幣挑戰美元之時，已經偏離了國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遺忘了自洋務運動以來幾代人追求的工業裝備自強的目標，沉陷於價值迷失、目標迷失、使命迷失的狀態之中。我們追求浮華、崇尚浮誇，自視甚高（GDP世界第二），其實毫不“知己”。可見，達到“知己”的境界所要求的智慧決不亞於“知彼”。
反觀美國對華政策可謂“知己知彼”、攻防兼備、循序漸進、始終如一。美國國會、政府、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上下配合，在中國有條不紊地從工業到農業、從生產到流通、從實體經濟到金融部門、從商品定價權到貨幣發行權展開滲透、瓦解、操縱和控製的活動。他們沒有對人民幣挑戰美元的言論、提議和政策動作提出反擊（在美國看來人民幣挑戰美元霸權屬於天方夜譚），而是將矛頭直指人民幣彙率、政府采購、自主創新、市場開放等對中國實現工業現代化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他們知道人民幣無法抗衡美元，但是控製中國的市場空間，打擊本土資本的創新能力，抑製裝備技術的進步，轉移中國的資源和財富，才是削弱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根本，才是阻止人民幣挑戰美元，維護美元全球第一儲備貨幣地位的關鍵。
海外資本已經有效地把中國的民間資本和國家資本從產業實體部門逐步驅趕出來，並將這些資本驅趕到房地產領域、虛擬經濟領域、奢侈品消費領域和海外移民市場。我們的裝備工業甚至無法為地處南部新疆輪台縣的民營企業提供加工果醬的自動化生產線。
中國的本土資本從其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在本土遭遇了國際競爭，遭遇了國際資本近乎毀滅性的打擊。走進各地沃爾瑪和家樂福的超市貨架，民族品牌產品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寶潔洗發水的市場份額居然高達70%，這種現象即使在所謂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日本都難以想象，但是這卻構成了中國各地無序開放模式的主要特色。這種以追求“世界工廠化”來代替工業現代化的模式在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更談不上成功的先例，在現實中也沒有找到成功的蹤影。美國蘭德公司已經預測到20年之後中國將再度陷入貧困和混亂。中國經濟政策的搖擺和跟風源於價值、目標和使命的迷失。當西藏、新疆、黃海和南海重新燃起硝煙，已經預示著現行發展模式的終結，於是，反思和調整成為當前的主題。
當我們看清了美國的核心利益並看清了美國主導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格局的情況之後，當我們重新認識到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始終在追求實現工業化，而現實狀況卻離工業化的內涵和標準甚遠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避免與美國核心利益的衝撞；需要抗拒GDP、增長率、工廠化、城市化、城鎮化、房地產、招商引資等短期利益的誘惑；需要頂住外國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各種壓力，加大力度支持本國企業自主創新並保護好國內市場的空間；需要集中政治力量、政策手段和經濟資源，重新聚焦於新時期工業化的目標和內涵，迅速完成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為此，圍繞著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千秋大業，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和對內經濟政策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在處理中美關係問題上，應該采取以下策略。
（1）在國際政治言論和國際經濟關係方麵，避免人民幣直接挑戰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不要試圖與日本、韓國等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的國家結成貨幣聯盟來推行所謂的“亞元”從而謀求削弱美元在亞洲的地位，不要為爭取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點無關緊要的話語權而付出太多的代價和承擔太多的責任，更不要試圖利用美國控製的國際組織挑戰美元。
（2）不要因為國內經濟和政策因素被動地增持美國國債，也不要因為美國國債行情看漲而主動地增持美國國債。
目前，美國國內的稅收收入隻能維持其國內的各項支出，而美國海外龐大的軍事支出則是通過發行國債來維持。事實上，美國是通過發行國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元來維持海外的軍事布局，包括對中國的軍事合圍。中國拒絕購買美國國債並尋求機會逐步拋售美國國債，是一種減輕美國對華軍事壓力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我們不選擇主動與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但我們一定不能在資金和資源上支持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合圍和挑釁。
（3）利用非彙率手段減少中美貿易順差。美國始終以貿易順差為借口逼迫人民幣升值，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達到多重目的。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中國海外資產貶值，必然導致熱錢在國內升值並造成國民財富流失，必然導致在華跨國企業更具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降低跨國企業進口國外配件的成本）從而進一步擠壓本土資本生存空間等。因此，解決中美貿易爭端隻能利用彙率之外的其他手段。
①取消所有對美出口補貼。
②通過提高國內資源價格（如水、電、煤、油、礦產等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提高出口產品成本，有效保護本國資源。主動提高資源價格、糧食價格和勞動力價格必須與通貨膨脹在概念上區分開來。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前一類的漲價是價值規律使然，後一類的漲價則是貨幣超發使然。
③進一步減少稀土等礦產資源的出口配額，大幅度提高各類礦產企業的環保標準。礦產企業的環保投資必須達到甚至高於國際標準。目前，國內礦產企業的環保投入僅僅相當於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
④主動提高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的出口關稅，根據出口產品的資源消耗情況和重要性確定出口關稅的提高幅度。
上述措施，可以達到以下目的。
①有利於提高中國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從而推高了美國居民的生活成本，甚至引發美國的通貨膨脹。
②有利於減少中國產品的出口，從而減少這些低附加值商品所附帶的資源出口和能源出口（中國因出口產品所消耗的原油就達到每年3億噸）。
③有利於減少貿易順差，從而減輕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堵住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借口。
④有利於減少外彙儲備並由此有利於減少外彙儲備對人民幣的占款，從而減少美元政策對中國貨幣政策的幹擾，使中國貨幣政策可以走向獨立自主。人民幣不受美元政策的幹擾和操縱是人民幣逐步走出國門的重要條件。
⑤可以取得正當的理由拋售美國債券，不再影響中美關係。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甚至逆差的出現，人民幣不僅沒有升值的壓力，而且可能產生貶值的趨勢。海外熱錢將聞風而逃（此時應該注意，在人民幣貶值到位之前，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擋住熱錢外逃，逼迫其接受人民幣貶值的趨勢）。隨著貿易順差的減少和熱錢的撤離，中國需要大量美元用於支付，這樣可以名正言順地拋售美國債券。
如果主動減持美國國債，則可能被美國理解為中國的不友好；相反，如果因為貿易逆差和熱錢出逃而被動地減持美國債券，則顯得順理成章，甚至美國因此不再擔心人民幣挑戰美元霸權了。
（二）全麵調整各項經濟政策，發展自主創新型經濟
中美之間經濟關係的調整及其相應的政策主張的實施，必然造成出口的減少和與出口有關領域就業崗位的減少，因此，對外政策調整必須製定出相應的國內政策進行配套，以便實現整個產業結構的有效轉變。這個轉變意味著自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開始從“傭人經濟”向“主人經濟”的轉變。
為了理順中美經濟關係，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國內就業，化解轉型過程中的增長壓力、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中國的對內經濟政策需要進行一係列的調整。
1.各級政府和企業必須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途徑和內涵，改變空談的現狀，真正實現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幾十年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始終漂浮不定，內容始終變化不斷。從“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到“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從“堅持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到“發展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從“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到“發展內需拉動型經濟”，可以發現，發展方式一直在改變，宏觀經濟一直在調控，現代化的目標一直沒有實現。迄今為止，我們仍然沒有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和途徑。因此，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需要明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標、內容和途徑，並糾正有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麵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認識。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隻有一個目標：更好、更快地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不是把工業化理解為“工廠化”和“開發區化”，把現代化理解為城市化、城鎮化和房地產化。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隻有兩條途徑。一是讓本土資本擁有各個產業、各個行業的技術創新主導權，並利用技術創新主導權開展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競爭力；二是讓本土資本能夠有效控製流通領域的渠道和網絡，從而能夠擁有原材料采購定價權和產品銷售定價權，並利用流通領域的定價權提高產品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