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告訴我她和烏龍茶終於決定回上海了。
我本來想說挽留的話，但是立新說她和烏龍茶已經去入國管理局自首過，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離開日本，立新說已經沒有選擇了。立新說為了他們準備在上海舉辦的那個婚禮，為了她和烏龍茶的新居，他們如今正在市場看婚紗和家具。立新說明天不得不休息，明天要去大使館辦一件很重要的事。事實上立新和烏龍茶由瑞士輾轉到日本，在日本他們又黑下許多年，他們的護照的有效期限早已經過期。立新說：“我去大使館用錢買一個護照延期的公章。”
因為是大使館所以我覺得立新有一點兒想入非非。
我說：“那裏是大使館，象征著國家，你不可以亂來。”
立新反問我：“大使館裏工作的人是不是中國人？是中國人就行。你信不信，隻要三萬日元，隨便你找什麼人。”立新說：“別說是護照上的一個延期公章，用錢有什麼是買不到的？學曆、婚姻，你想證明的東西都可以花錢買到。”我不相信，但是第二天立新給我看她的護照。護照上清清楚楚地蓋著大紅章證明護照的期限由五年延伸到十年。我現在想起來可能立新是不想給大使館的人添麻煩才說隨便找什麼人。
那時我覺得立新所說的事是對大使館的褻瀆，我不相信大使館裏有錢迷心竅的人。大使館於我是一方神聖。我說：“如果不是親眼看到紅色的公章我一定不會相信。”
立新說：“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看起來風光，實際上他們不過是公派，就那麼點兒工資。現官不如現管，趁著現管還不借機撈一把啊。”立新說得信誓旦旦。
然而我就是希望立新護照上的那個公章是一個假章。
立新說我的世界觀過於單一。立新說讀書固然是重要的，熟知立身的社會的真實更加重要。立新說：“想不到一個快三十歲的女人竟然是一張白紙。”
多虧了立新給我上的這一堂課。
多少年後，為了結婚我必須辦理一份在國內與零兒離過婚的公證書。我拜托北京的一個朋友幫我辦這件事。朋友去銀行，朋友由銀行去郵局。在去郵局的路上一輛疾馳而去的摩托車搶走了朋友放在自行車筐裏的手提包。手提包裏有朋友剛剛為我辦好的離婚公正。走投無路的時候我想起立新的那一個護照。一直以來我都在給在日的華文小報寫散文和連載小說，報社裏有很多給予我支持的朋友。大使館有活動的時候報社會去做采訪，所以報社的人有機會認識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的報社朋友給了我一個名字，朋友說你給錢的時候要把錢裝在信封裏。我去了大使館，我用錢買到了我想要的離婚公證書。我開始相信神聖的大使館原來也是一個實驗場。至今我仍然不知道那個收了錢給了我公證書的人的名字，我甚至刻意沒有記住他的樣子。我結了婚，我成了人家的新娘和妻子。每當我總結自己人生中幸運的事件時，我總會不自覺地想起他並心存感激。
立新回國的一年後，我再次接到了立新的電話。我以為立新是從上海打電話給我，立新說她又來日本了，又黑在日本了。立新是通過華文報紙找到我的。立新在電話裏說她不敢去富貴閣打工，因為富貴閣的人都知道她是黑戶口。立新說她在一家麻將店裏做招待。“烏龍茶呢？”我問。
“我安定了以後再接他過來，他還在上海。”
不是說好了回去結婚嗎？不是說永遠都不與烏龍茶分開的嗎？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一次立新是由澳大利亞輾轉到日本。立新以旅遊的名義去澳大利亞。由澳大利亞去上海的飛機在日本轉機。立新借轉機的機會從成田機場溜出來。立新說這次來是要將她的損失補回來。立新告訴我是她與烏龍茶自首後的第五天，突然間她的肚子疼痛不止，本來以為去醫院看一看，吃一點兒藥也就好了，沒想到得的是急性闌尾炎。醫生當機立斷要她住院並即刻為她做了盲腸手術。因為立新是黑戶口，新沒有醫療保險，住了一個星期的院和一個小小的盲腸手術竟花掉了立新的一百多萬日元。立新說：“吃多少穿多少都是定下來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拿不走。”
立新第一次告訴我說她在富貴閣期間所有吃的、喝的，都是從富貴閣偷的。立新說：“甚至連冰箱裏的酒和廁所的手紙都是在富貴閣裏偷的。”
立新說：“不是你的東西的話臨走前都會拽住你要你留下來。”
我想起老天有眼那一句話。
立新說：“除了被花掉的那一百多萬日元不甘心，也因為在日本拿慣了大把的鈔票回國後不再習慣國內的那幾張鈔票。”立新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應該是在麻將店。我聽得到電話中吵嚷喧囂的背景。立新給了我一個手機號碼。幾天後我給這個號碼打電話，電話公司說這個號碼已經停止了使用。
來無影去無蹤的，立新像突然刮過的一陣旋風。立新再一次從我的生活中消逝了。這一次是真的。我常常想象立新是否被日本的警察抓走了。
從此立新也杳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