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這裏的邏輯看點是：
一個是舊皇族成員，一個是天皇的女兒。一個是銀座的媽媽桑。一個是絕對不允許離婚。一個是絕對不允許與一位媽媽桑結婚。一邊是無望的離，一邊是無望的戀。怎麼辦呢？隻能是心中了。用心中將愛儀式化、永久化，最後達到近鬆門左衛門在《曾根崎心中》的結尾所說的，阿初與德兵衛成了“未來成佛的戀愛榜樣”。 因為沒有比兩人的情死更能引起人們的寂滅與哀傷的了。
5. 回頭再看戴季陶的情死論
日本文化學者安田武在多少年前寫有《情死考》一文。文章不長，但兩次提及戴季陶的《日本論》中對情死的禮讚。一次是在文章的開頭，說戴季陶三歎情死之人的“絕對的戀愛”，不是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不是為達共同的目的，是為達所愛的對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積極為所愛者而作的犧牲。他們的世界是很小的，隻擁有相對的兩人世界。但他們為了這個小世界能夠舍去一個大世界。安田武說這使他想起《掛川連理柵》中的阿半和長右衛門。一次是在文章的結束，安田武引用了戴季陶在《日本論》裏的一段話：
情死的事，不用說最多是在花柳社會，其次是社會階級不同的男女間的戀愛。這兩種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許多的男女，會把一切打算拋卻，這一種“超世界間的性生活”，是墮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縱貪淫的性生活社會中的男女們所意想不到的。熱烈的性愛和優美的風情，擁有這兩重性並超越性的生存意識，是引著他們走向死路的動因。在中國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經沒有這種激越的行為供我們追懷，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見這種深刻的人生意義。在自殺這一種死的事實上看得出很豐富的生的意思來，是日本民族一種信仰真實性的表現。（參見安田武《型的日本文化》朝日新聞社，1984年）
(二) 日本人何以創生出贈答、互酬的文化模式？
1. 禮尚往來生出情緒
何謂贈答、互酬？
說明白點就是禮尚往來。
應該說這屬於禮儀行為了。
但如果是禮儀行為的話，為什麼又會生出不快、嘲笑、蔑視，甚至發怒的情緒問題呢？
如A送3000日元的禮品給B。Ｂ僅用５００日元來還禮，Ａ就會生出不快。但如果B送上了價值10000日元的禮物，Ａ就會生出被人嘲笑與蔑視的感覺。
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看來，禮還少了是種恥，禮還多了也是一種恥。為什麼會有可恥的感覺呢？這又與“恩”有關。日本人將贈答、互酬看做是返恩、報恩的手段與機會，但如果從中生出不均等，日本人就會認為是大事情了，他就會重新思考與這個人的“恩”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出了什麼問題，然後尋找補救的措施，或者幹脆斷絕與這個“忘恩”、“負恩”的人聯係。但這個斷絕也不能一下子斷絕，必須慢慢地，讓對方在沒有太大的感覺中斷絕。
由此，如果碰上了該送禮物的節日，還得要送才是，但是禮物的價值必須縮水，從原本的3000日元的禮品，降至2000日元甚至1000日元。而收受禮物的對方，當收到已經縮水的禮品，心裏就明白是怎麼回事，知道“恩”出問題了。如果他想挽救，他就必須返還加倍的禮物，如果他不想挽救，他就對等地寄出禮物。至此，兩人的關係就斷裂。再碰上送禮的節日，也不會再贈答、互酬了。
你看，從禮尚往來生出這麼多的中間環節與情緒性的回轉，其背後當然與文化有關。或者說贈答、互酬本身就成了一種文化。如日本國立民俗學博物館名譽教授伊藤幹治就寫有《贈答的日本文化》（築摩書房，2011年）一書。學者神崎宣武寫有《土產——贈答和旅遊的日本文化》（青弓社，1997年）一書。再早些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法國人類學家莫斯（1872—1950年）著有《贈與論》（1925年），書中首次提出了贈與，交換，互酬三大概念，成了民俗學中贈與理論的經典著作。
日本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贈答、互酬習慣的？著名學者源了圓在《義理和人情》（中央公論社，1969年）中認定，互贈禮物的習慣是從中世後期武家社會成立之後開始的。這也與室町幕府的要人伊勢貞親（1417~1473年）在《伊勢貞親教訓》中所說的“他家送來的禮物，應該相當地返還”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