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城市裏，剛滿周歲的時候就由爺爺獨自照顧。在一個連電視都沒有普及，隻有村長家和我家才有隻能收幾個台的黑白電視機的小村子裏。我已經不記得父母的樣子，不論我怎麼問，爺爺也隻是笑笑，告訴我他們在城裏打工，在那個我出生的城市工作。
但是我覺得不是，因為沒有哪戶人家打工的父母在過年也不回家的，哪怕是村尾二傻的爹娘，也會在過年的時候帶著新衣裳和一個一點也不傻的二傻弟弟從縣城回來瞧二傻和二傻他爺爺，做上一桌好吃的，也會分給村裏孩子們幾塊糖。而我的父母從沒回來過，我覺得他們定是嫌棄我是個女孩不要認我了，不然不會隻是每年寄錢送東西給爺爺，而從不回家。我吃過很多孩子父母買回來的糖，雖然他們都沒說過我半句風涼話，但我在接糖的時候總是心虛，感覺自己是厚著臉皮接受人家的施舍，因為我的父母從沒帶著糖回來過。
爺爺的五鬥櫥上，放著一個扁扁的木頭盒子，那是我的首飾盒，裏麵沒有首飾或者別的值錢的物件，隻放著幾根紅繩。據說我的八字輕，輕的出奇，根本活不到現在。在這個還保留著很多傳說和迷信思想的村子裏，大家都相信是這些紅繩子留下了我。這是村裏的老人德叔說的法子，其實要不是李老師教我們要尊老，我就像別的孩子一樣叫他“老神棍”了。
我們這個村子在地圖上叫做蔡家莊，但老人們都管這叫“陰陽村”，德叔就是村長。他一個人住在村頭的一間有院子的大瓦房裏，和其他人家隔了起碼有半裏地，這半裏地的距離硬生生把我們一個被群山包圍的小村子變成了地圖上的稱之為“莊”的地界。
他有個侄子，我們都管他叫二狗子，臭小子整天拖著兩條鼻涕，跟著我屁股後邊寶扇姐、寶扇姐的叫我。
我去捉鳥他就從家裏帶個籠子跟來；我去捉魚他就拖個木桶跟著；我去學校上學了，他還沒到年紀，委屈的天天呆在校門口等我放學，李老師還以為他愛學習，給他在教室後門那加了個座旁聽，還總拿他當典型事例宣傳。
今個放學，二狗子一等李老師關上書，就立刻從教室最後竄到我身邊來，一臉殷勤的說要幫我理書包，我也由著他把桌上的書本鉛筆一下劃拉進我的書包裏背上。抓起桌下的一疊竹籃子，帶著他到學校旗杆下的小集市晃悠。
附近山裏的幾個村、寨、屯子都沒有小學，隻有咱們這個莊有，所以要上學的孩子都來這，放學後就在學校旗杆下玩，把從家裏帶來的零嘴玩具丟作一堆分享，原本不過是學生間交換，後來大人讓孩子們跑腿帶東西，再後來，就跟個小集市一樣了。
二狗子站在前進村的雙勝攤前走不動道了，直盯著那兩個桔子不挪腿。我在一邊正數黑皮他娘換籃子的錢呢，一斜眼見他那丟人的樣子，就知道他饞蟲犯了，今個不吃到桔子怕是要哭上三天才夠。我衝他搖了搖手裏的鋼鏰：“想吃可以啊，你用什麼來換啊？”
沒想到二狗子歪著頭回答：“我叔他昨個喝醉了說過些關於寶扇姐你的胡話！要不要聽？”
我用編竹籃換的錢買了個桔子，分了二狗子一半，他就說出了個紅繩子的故事。
我還沒出生，預產期剛被電報傳到我爺爺那，德叔就來了，抓著電報看了半日：“這八字輕，怕是不活的。陰陽村從沒出個這個八字，是個小子就別瞎費事了，落地前就得沒命！但如果是個丫頭，一定得保住！”
德叔邊喝著爺爺剛燉的蘿卜羊肉湯邊說：“用你的被單扯一條下來，出生後就蒙住眼，讓孩子她娘一路抱著把孩子送回來，我回去給你準備些紅繩，讓她爹娘編上二十八個結，你親自給她係在右腳脖子上，滿月了換一根你結的紅繩，往後一年一換，八歲前都得跟在你身邊，到她八歲要沒事，就算保住了，我這個村長以後就讓給她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