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龔合國會當教育局局長，而且一當十五年，這在他過去的熟人圈子裏，聽上去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緣由有三：其一，如前所述，他沒有後台；其二，他也沒有一個正兒八經的大學畢業文憑；其三，他在建工局當辦公室副主任，和教育局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兩個部門。
那些酒桌上的朋友也從來沒有人肯高看過他，不是奚落就是調侃他：“呀，真沒出息，胡子眉毛倒是越來越長，官還那麼丁點兒大，當了個主任還是副的。”更有好事者還一本正經地這樣“損”他：“老龔啊，我看你這輩子好像和‘副’字特別有緣呢。你說說看，你在部隊裏是個副教導員，到地方上混來混去又是個副主任。你可知道這主任在‘國軍’裏麵相當於什麼官嗎？就是個‘副官’呀。所以，我們其實得叫你‘副副官’呢……”
於是，有一段時間，人們忽然都不約而同地喚他“副副官”，後來又叫成“副副”或“龔副”，再後來則演繹成“功夫”了。
“副副，副副又怎麼了？‘負負’還能得‘正’呢！”他有時也會反唇相譏，給自己打氣。
但物是人非，鬥轉星移，局長早已升至副縣長，主任也換了好幾茬，他那個“副副”，還是沒有能夠得“正”，似乎還成了一種不祥的且帶有侮辱性的精神上的“文身”，不僅擦不掉、抹不去，甚至還要陪伴他終身了。這讓他心靈很受傷害，卻也無法可想，無計可施，隻能在心裏默默“認命”了。
然而，龔合國自己也從未料想得到，兩年後，他會在“文秘大專班”的畢業典禮上，巧遇他後來仕途的“貴人”——縣教育局嚴局長。
嚴局長是學校特地請來為第一批在職大專畢業生發放文憑的，當他將紅皮的畢業證書交到龔合國手中的時候，忽然問他：“你就是龔合國？”
他忙點點頭。“你父親是不是叫龔慕仁？”嚴局長又問。“是的。家父是……您怎麼知道？”他有些受寵若驚。
“我們在縣中讀書時是同班同學。當然，還是好朋友。”嚴局長說，定睛望望他（大約是要從他身上尋找他父親舊有的輪廓和痕跡），接著又笑笑道，“你臉型和你父親還有些像，身材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嘍。他很瘦的。”
“是的，是的。”龔合國忙不迭地點頭，“村裏人都說我更像我媽。”“你父親很有才華的，也很有風骨，是一名難得的好教師。”嚴局長又說，並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名片交給他，“上麵有我的電話，周末有空來家裏坐坐。”因為有了這句話，就像得了將令，龔合國從此便成了嚴局長家的常客。嚴局長的家，坐落在縣城“秀水軒”東南角上的小巷深處，是一處有著兩層樓的明式建築，古色古香，幽僻而寧靜。龔合國第一次去他家拜訪時，曾在門口躊躇和猶豫了好一會兒，並將個腦袋擰過來轉過去地折騰了好一陣子。因為他尚弄不清楚嚴局長屬於哪一路“神仙”，擔心摸不準他的“脈搏”，對不準他的“頻道”……“火力偵察”過一兩次後，他發覺嚴局長總體來說屬於那種做事一絲不苟、生活簡樸、穿著整齊、腦子很容易鑽牛角尖的典型的知識分子類型。於是，他再度登門拜訪時，為表示自己也很“艱苦樸素”，通常都上身穿中山裝，下身著一條軍褲，或者上身著一件綠軍衣，下身配一條藏青褲。知道嚴局長有胃病，喜歡喝紅茶，嚴夫人（她是本縣文化館的館長）骨質疏鬆，血脂和血壓也比較高，他每次到“嚴府”，也從不讓自己的手空著，不是提著“雲南普洱”或“大紅袍”（他有個戰友是福建武夷山人，每年都能寄幾盒給他），就是拎著“昂立多邦”、“腦白金”或者“犛牛骨粉”什麼的，再不行，也會挎著一個大大的水果籃。當然，每當他走到“嚴府”的八字形門樓前，將要按門鈴時，必定還會騰出一隻手仔細地整冠理帶一番——不是拉拉帽子和衣領，便是摸摸衣扣或皮帶（當過兵的人都明白，這其實是軍隊講究軍容風紀的潛移默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