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處級調研員詹文茨年齡已屆60周歲，按照我國目前實行的幹部離退休製度，該辦理退休手續了。
在辦手續之前，組織部張副部長找他談了一次話。談話即將結束的時候，問到老詹有些什麼困難？對組織上有些什麼要求？老詹謙恭地兩手一攤，說：“這些年來，組織上對我的照顧夠多的了，什麼困難都沒有了。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在正式退下來之前，讓我再上一回主席台。”
這個要求使張副部長感到非常意外，一時間不知該怎樣答複他。
老詹在退居二線之前，是一位分管公交線的副縣長。那時候，從掛在縣政府小車班辦公室裏的“出車安排”黑板上，就可知詹副縣長會議之多——差不多是天天都有，有時甚至是一天兩三個會——縣一級的公交會議，鎮一級公交線的會議，甚至重點廠企的群英會、表彰會、職代會……那時的風氣就是這樣，大大小小的會議，都必須將本戰線（甚至是縣）的最高領導人請到會，才能說明“上頭”對這次會議的重視。
會議，會議……幾乎沒有一次會議不是詹副縣長坐主席台的。有的時候，早上詹副縣長公文包一夾，保溫杯一端（他隨身帶著一隻妻子用尼龍絲織了網套的保溫杯），不用到辦公室，直接到車庫上了那部通常安排他坐的麵包車上，然後問司機：“今天開的是什麼會？”司機按照“出車安排”黑板上寫明的時間、地點，就會分毫不差地將詹副縣長送到會場去。
詹副縣長一語雙關地稱這樣的日子為“台上生涯”。他坐在主席台上，不停地吸煙，服務員定時或不定時地為他的保溫杯續上茶水。他講話的時間畢竟隻占整個會議時間的小部分，檔次稍高的會議，是由會議主辦單位提供講話稿的，他隻需要照著講話稿念一遍。有時時間太緊迫，來不及事先將講話稿送他審定，就直接將《詹副縣長在XX會議上的講話》文稿放在主席台前排中間的位置上，他就座以後即可見到；較低檔次的會議，是沒有事先安排講話稿的。用詹副縣長自己的話說：“我這人不用講話稿，講上三四個鍾頭不成問題。”由於會議是分“線”開的，聽他講話的人一般都很少重複，因此也沒誰反映他在不同會議上講話的內容基本雷同。
嚴格地說，主席台也就是詹副縣長的“流動辦公桌”。因為在他講話以外的時間，他可以幹許多事情——閱讀必須由他圈閱的文件，審批一些下麵送來的報告，甚至他還利用這個“空檔”寫過私人信件——他在信的末尾寫道：“繁忙的工作，一個接一個的會議，致使複信的事一拖數月。沒辦法，這封複信還是在會議進行中草草寫就的。”
不過，詹副縣長憑良心說，會議雖多，工作雖忙，但他並不感到有多大的壓力——那時是計劃經濟，一切都按照“上頭”的安排去做。有時下屬在言談當中誇獎詹副縣長領導有方、工作能力強，他就萬分謙虛地說：“這種話千萬不要說。其實，我這工作，隻要讀得懂一份文件的人都能幹好！”
那一回，他兒子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要求他找找關係開個後門弄個學位。原則性挺強的詹副縣長不但沒有滿足兒子的要求，反而教訓了他一頓，說：“榜上無名，腳下有路。有的時候書讀得越多越蠢。你看我，因為當初家貧，隻讀了個高小，就告別校園出外討生活，不也一樣抓起了全縣公交線的工作？有本事你自己考上去，不論讀到哪一級學校我都供你；考不上嘛，走後門的事我們不能幹。”他許多時候說話都說“我們”，但誰也弄不明白他說的“我們”除他以外還包括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那次調整領導班子，他由副縣長級“上調”半級，退下來當了巡視員。從那以後，他就再也沒有上過主席台。
真奇怪，過去幾乎天天上主席台，仿佛是雲裏霧裏昏乎乎地就過來了，他從來沒有留意過坐主席台的滋味。在後來這些日子裏，每逢有必要出席的會議，他坐在聽眾席上，望著主席台上的人，他百感交集，思緒萬千。他心裏明白，當今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信息時代，這主席台真是不好坐了。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提出再上一回主席台的要求。
張副部長聽完了老詹的陳述，站起來，握著他的手說：“你放心，我一定將你的這個要求原原本本地向領導反映。一有結果，我會馬上用電話通知你的。”
（原載《佛山日報》199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