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兒時就常常聽聞父老鄉親講述曾氏家訓的有關內容，可見曾國藩的治家遺風已廣泛滲透到社會各階層民眾之中。如果說我的家鄉因是曾氏的故裏，一般鄉民對他另眼相待，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的話，那麼當我涉獵有關曆史資料，看到從清末到民國、從富家到貧民、從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眾都把曾氏家訓奉為至寶，曾國藩的治家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一定的痕跡時，我更加感到驚訝不已。一部厚厚的《曾國藩家書》，在網絡信息衝擊、圖書銷售並不景氣的今天，仍能由多家出版社一再重印發行並經久不衰，實在是當今社會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這並不是意味著人們要走回頭路，特別喜愛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東西，而是說明：人們麵對子女的教育問題，在反思曆史、正視現實、憧憬未來的過程中，想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可資借鑒的東西。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曾國藩刮目相看的第五個事實。
中國有自己的文學，中國也有自己的文學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中國曾有過幾次文學的興盛時期，產生過許多偉大的文學家。但是，滿清入關，為維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大興文字獄，不許人們盡情抒發自己的情感，嚴重束縛人們的文學創作思維，使文學陷入空洞浮華、模式單一的絕境。曾國藩科第早達，仕途順暢，青年時期的艱苦奮鬥為他做學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因戎馬倥傯，光陰耗費，他留給後世的學術著作並不是很多，然而人們對他在文學方麵的成就卻有著一致的看法：曾國藩在文學方麵的造詣頗深，他的詩和古文堪稱一世之楷模，為不少文人學子所效法，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曾氏作文、作詩，主張樸實無華，重視情理的發揮，從作品內容到形式都提出了一套理論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在他的倡導和影響下，一度沉寂的桐城派古文重新振作，湘鄉詩派異軍突起於近代詩壇，流行於中國近代社會達半個多世紀。不僅他的四大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秉承師風，而且後來的王先謙、譚嗣同、唐才常、章太炎、陳三立、鄭孝胥、梁啟超、嚴複、林紓等人的詩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曾國藩刮目相看的第六個事實。
人才難得。人才的多寡優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民族、社會的興衰及事業的成敗。因此，自古以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任用問題。科舉考試中就專設有一科考察人們對人才的薦舉、選拔和任用的能力。曾國藩熟諳曆史，對人才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在其從政治軍的實踐中，又對傳統人才理論加以了發展創新，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培養、選拔和任用人才的理論和方法，收到了極為顯著的效果。一般人都認為，曾國藩幕府盛況空前，不僅在整個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而且是晚清時期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中說，曾幕著名幕僚達到八十三人。而據筆者統計，曾幕幕僚實際超過四百人，重要幕僚達到百人以上。完全可以說，曾國藩幕府各種人才都有，真正成為當時全國人才精英之大本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幕的許多幕僚，在當時或以後都成了各方麵的有用人才。據羅爾綱在《湘軍兵製》中統計，單就政界官員而言，曾國藩在世之時，其幕僚官至三品者達二十二人，其中總督四人，巡撫七人，至於道府州縣官員則更多。在曾國藩1872年3月去世後，又增加到總督以上者十餘人，巡撫十餘人，布政使、按察使、提督、總兵、道員、知府、知州、知縣、參將、副將不計其數。造成這一特有文化現象的原因盡管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曾國藩獨特而又有實效的人才理論和實踐起了作用。
單就任用人才而言，曾國藩突出的是“廣收”和“慎用”四個字。“廣收”在曾國藩那裏體現出的是不拘一格，“官紳並用”，尊卑並用，不分地域，多方收羅，不分才能大小，雖一技一藝，概予甄錄。從曾幕眾多幕僚的入幕經過可以看出，曾國藩延攬人才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其幕僚的籍貫分布則體現出廣泛性和多樣性，在以兩湖三江人士為主體的同時，涉及大半個中國。“慎用”在曾國藩那裏體現出的一是用其所長、盡其所能，二是量才錄用。曾國藩對人才的使用，就像使用器具一樣，真正做到了隻要一個人有某種長處，就予以合適的安置，極大限度地發揮其才能。盡管曾國藩的人才思想和其幕府的形成，帶有時代和階級的深深痕跡，譬如他很重視培養有“忠義血性”的地主階級人才，就很明顯地反映出曾國藩的人才觀在主體上是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出發點和最終歸宿的，然而，曾國藩的人才觀除了具有曆史局限性之外，還有許多值得今人借鑒吸取的地方。“從政要學曾國藩”這句話之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廣泛流傳，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不外乎人們]對曾國藩的人才理論及其突出的實踐功效給予了充分肯定。這是使我們不得不對曾國藩刮目相看的第七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