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好壞多寡決定社會風氣興衰久暫
曾國藩死後一百多年來，無論是否定他的人，還是肯定他的人，幾乎都承認他在人才問題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呢？從太平軍與湘軍對立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一方麵，堅持十四年之久、影響遍及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為什麼最終失敗了呢？究其原因，當然多種多樣，一般說來有內因與外因兩個大的方麵。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生變化，其內因是起主導作用的。從太平天國失敗的內部原因而言，它的最高首領洪秀全在定都南京以後，尤其是在1856年天京內訌發生後，猜疑嫉妒心理與日倶增，最後導致他隻用洪姓之人、“誤國不用賢才”淤，如石達開這樣有才能的人也落得個被逼出走的結局。這確是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主觀原因之一。另一方麵，為什麼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最初幾年，太平軍所向無敵，勢如破竹，清朝八旗軍和綠營兵節節敗退，而曾國藩的湘軍卻能與太平軍長久相持，最終撲滅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呢？原因當然也是多方麵的，但湘軍的最高統帥曾國藩“能識別賢才”，非常重視對人才的識別、培育，以及對人才的正確使用，即知人善用，的確是湘軍能夠戰勝太平軍，曾國藩等人能成就大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
曾國藩重視人才問題的原因何在呢？這是我們必須首先考察的有關曾氏人才觀的一個重要方麵。
曾國藩早年在觀察和抨擊清王朝的腐敗政治時就已經清醒地感覺到人才的缺乏和枯竭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因而，他不是粉飾太平，而是指出問題的嚴重性，提醒統治者注意：要維護清王朝的統治地位，鎮壓揭竿而起的農民，就必須充分認識到人才為轉移社會風氣之本，意識到人才的極端重要性。他在日記中說：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然而，人才的培養並非易事，曾國藩認為須從有一職之權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盂。他認為，數十年來，風氣不正，政治腐敗，根本原因就在於缺乏人才。他說：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掏步，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蓋己痛恨次骨。今年承氣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間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銖斬匪徒……不複以相關白。
總之，世道多變、人心陷溺在於無人才，“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虞。麵對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覺得隻有“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平天下”愚。進而，曾國藩感覺到社會風氣不是常恒不變的，而是“隨人事而變遷”輿。要改變社會風氣，就必須重視和解決人才問題，用以端正官場和士林風氣。
由於在古代中國，擁有文化知識的文人學子、官僚鄉紳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從而曾國藩主張通過在這些人中間培養具有封建道德的“賢人”，來感化鄉裏，扭轉風俗，即所謂“有一二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他認為，如果培養出一大批“賢人”，為其他人作出榜樣，便會出現“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誌，和者又可檀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平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彙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的局麵。從而，曾國藩將人才問題納入其“禮學經世”的框架之內，加以高度重視，從對“人治”、“禮治”的尊崇出發，把人才培養提升到關係國家興衰、事業成敗的戰略高度來認識，認為隻有這樣才能轉移風氣，全力對付農民起義，使清王朝渡過難關。
二以德為主體的發現和培養人才之道
既然人才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麼，曾國藩心目中的理想人才又是什麼樣的？即他對人才的具體衡量標準又是什麼？
人才是有階級性的，曾國藩的人才觀也具有階級性。從總的方麵說來，曾氏也講“德才兼備”。但他更同意司馬光關於“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的主張，並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了這一觀點。曾國藩用水和木做比喻，認為“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德”是木之根，“才”是木之枝。“德”須“才”輔，“才”須“德”主，二者的高下主次是十分明顯的。因而，他寧要才能低下的人，也不要無德的小人。這裏所說的“小人”，主要是指那些不滿封建統治、不遵循封建禮教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這就說明，曾國藩是把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基本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僅僅是以“才”取人。
曾國藩認為，一切德才兼備的人才應該具備這樣幾個基本條件。首先是具有責任心。他在《應詔陳言疏》、《原才篇》等摺片以及日記、家書和詩文中都反複強調，為人君，為督撫，或者為州縣之官者，都負有轉移社會風氣、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的責任。他常與師友談論這個問題，並且以此互勉，激勵自己和友人作出榜樣，影響和培育具有責任心的合格人才。第二個條件是應具備封建的道德品質。曾國藩認為，一個有作為的人，要擔負起轉移社會風氣的責任，必當律己以嚴，以身作則。他反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