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連串的“忍”字、“渾”字，是曾國藩苦心修養所得來的功夫，同時也是他與人交際、處世的經驗總結。在具體行動上，曾氏把這“愚渾”、“忍讓”的深意也運用發揮得淋漓盡致。1853年，曾國藩奉命組建湘軍時，由於他出身文職，從而受到湖南地方官的百般阻撓，其中以武員尤甚。操練兵勇時，綠營將校唯都司塔齊布頗為忠勇，與他配合默契，但提督鮑起豹、副將清德均不願依從文吏，甚至傳令不許出操。曾國藩在這種情形下，被迫嚴懲驕兵數人，以示儆戒。全營兵卒群起嘩然，直攻入曾氏居舍。麵對這種局勢，曾國藩遂取一個“忍”字，移軍駐衡州練兵。1854年3月，曾國藩率湘軍一萬七千餘人啟行東征，首戰嶽州受創；是年4月間，又有靖港之敗，曾氏羞憤投水求自盡，為左右救起，方免一死。湖南官民因此均加輕侮，攻詆誹謗，無所不至，更有布政使陶恩培、按察使徐有壬具詳巡撫奏參，請劾罷曾氏之舉。此時，曾國藩積憤的心情在家書中描述得很具體：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心中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閑氣，無處發泄”。其往事[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仆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吼，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景況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誌，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奸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宦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
其左右為難、憂憤不平之情躍然於紙上，甚至有了不願“自取煩惱”，欲隱退鄉間的打算。但一想到“救世”之宏願尚未實現，鎮壓農民起義的重任尚未完成，他仍堅持一個“忍”字，朝著他那預定的人生目標邁進。
1854年以後的較長一段時間內，曾國藩率湘軍轉戰江西，並以江西為籌餉地之一。其間，籌餉之事又碰到許多困難，甚至釀成了與江西巡撫沈葆楨互爭餉糈的事端。其原委是，自1858年以後，湘軍餉糈主要依賴鄂、贛等省支付，由於胡林翼全力相助，湖北最為可靠，江西雖是食餉舊地，但餉源並不可靠。1862年間，沈葆楨截留漕折，專用於本省防務，以前接濟湘軍之餉項，每月五萬餘兩亦被盡數截留。隨後，又因九江開放對外通商，即新設海關征稅。這樣一來，與江上船貨厘金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其江上來往貨物原為湘軍水師彭玉麟設卡抽厘之餉源所在。此項厘金向來不在江西巡撫接濟湘軍厘金之內。沈葆楨奉到戶部公文，催促九江開關征稅，於1862年閏八月谘行彭玉麟所設湖口及二套口之厘卡停征竹、木、鹽、茶四項厘金，備做九江海關征收洋稅之用。因而，湘軍尤其是湘軍水師便有斷食之虞。曾國藩與沈葆楨交惡已達白熱化，兩人之爭直鬧到清廷。結果朝旨下戶部議覆，戶部竟兩掣其平，議準此項厘金牙稅半留江西，半歸湘軍。曾國藩甚感傷心失望，他在曰記中說：“因戶部奏江西厘務半歸本省，心中鬱悶殊甚。”“心中因餉事十分懊惱，而又念兵事之無休無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又說：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回者，一則以餉項太絀，恐金陵兵嘩，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厘之事不勝，則餉缺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為可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