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曾國藩有關將領要公正廉明、知人曉事的思想，蔡鍔認為其“持論至為正當，並非憤激之談”。用人能否得當，取決於對人的了解是否深入；辦事是否有能力，取決於看問題是否透徹。判斷一個將領、一個營官是好是壞，基本標準就是看他“能否利人濟物”。如果他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得不到好的結果，即使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也終究不能成為好官、好將。自古以來，大凡公正廉明的聖賢之士，在用人方麵一般都能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這就是說，在用人方麵，不能假公濟私，公報私仇，或偏袒親者，貶抑仇者；隻有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偏不倚，才能做到是非分明。為此，蔡鍔以曾國藩薦舉左宗棠，彈劾李元度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在當時，曾、左交惡，朝野皆知。這其中曾國藩雖應負一部分責任，但總的來說，主要是左宗棠恃才自傲，看不起別人，不尊重也看不起曾國藩。然而曾國藩不計前嫌，欽佩左氏之才能，幾次上疏清廷，推許其才，在左宗棠受到湖廣總督迫害的關鍵時刻保薦左宗棠獨當一麵領軍，並於1862年初奏薦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元度之才早為曾國藩所賞識，但他打仗並不在行，1860年兵敗徽州，曾氏不顧私交之厚、師生之誼，照例嚴參其職。事後，曾國藩也感到自己有點過分。在蔡鍔看來，這兩個例子足以證明曾國藩“不以恩怨而廢舉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但是，自民國以來，國事紛擾，軍閥連年混戰，彼此爭名奪利，各人都為培植自己的親信，濫保濫提武職之員，不講資格，不講才能，不講品行操守，“揚之則舉之九天之上，抑之則置之九淵之下”。社會風氣如此腐敗，真令人痛心不已。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蔡鍔要求並勸誡同誌，“職居將校，在一小部分內”應效法曾國藩的用人主張，“於用人惟賢、循名核實之義，特加之意”，以求在自己的權分之內，使風氣有所好轉。
對曾國藩提出的“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的思想，蔡鍔非常讚同。他認為，尤其是曾氏所說的“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語，最為慈仁貼切”。如果誰能真正將曾氏這句名言時常存於心中，落實到行動之上，那麼也就沒有必要再去熟讀古今兵書所言的帶兵之道了。因為，如果做上級、做官長的像父兄對待子弟那樣事事處處都對士兵體貼入微，關切備至，那麼當他考慮到士兵愚蒙無知時，則會設法教導他們；考慮到士兵饑寒苦痛時，則會百般關心愛護他們；考慮到士兵放蕩不羈、浮華無實時，則會予以嚴厲指責，細心開導；考慮到士兵進取心不足時，則會設法去培養他們。這一切，無論是寬容還是嚴厲，是愛護還是憎恨，是獎賞還是懲罰，都是出於“至誠無偽”，都能以人世間的情感去感化他的士兵，使人人學好，個個成才。反過來，做士兵的也會像子弟對待父兄那樣忠心耿耿，聽其指揮和驅使，“如此則弁兵愛戴長上，亦必如子弟之愛其父兄矣”。與此同時，曾國藩所言的“軍人以軍營為第二家庭”，也是“親切有味”。蔡鍔認為軍人彙集到軍營，軍營名義上是第二家庭，實則較固有之家庭，即所謂第一家庭，“其關係之密切，殆將過之”。原因何在呢？蔡鍔解釋說，這是因為：官長之教育部屬，就是師友的關係；對部屬約束督責、百般愛護的情誼，就如父兄一般；而部屬對於官長，能夠做到“恪恭將事”，也就如子弟對師友父兄那樣，二者沒有什麼區別。平時大家生活在一起，戰時同患難、共生死，“休戚無不相關，利害麾不與共”。正因為如此，蔡鍔認為，軍人在這第二家庭裏，應以感情去聯合人心，“為國宣勞”曰與此同時，軍人在這第二家庭裏，應把它當做自己的第一家庭來看待，大家以一“義”字來約束、驅使自己的言行，為保護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獻身。同時，曾國藩所說的“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這一格言也是需要將領們去體會和實踐的。因為，用兵本是為了安民。國家有難，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愛民為本，而是去擾害民眾，那麼就是“悖用兵之本旨”。這樣，不僅得不到民眾在籌集糧餉、征發夫役、探訪敵情等方麵的積極支持，還會“修怨於民而招其反抗”。因此，作為一名軍人就應該愛護民眾，作為一支軍隊就應該充當‘‘仁師義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