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子弟，僅就曾紀澤而言，他從小在其父的教導之下，學習目的就很明確。他在《文法舉隅》序言中批評了當時士大夫中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院“學者於口耳之所未經，遂概然操泛泛悠悠無實際之莊論以搪塞之，不亦泥乎？”曾紀澤認為，時勢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學人士子亦應隨時勢的變化去做真學問，而不去喊那種“泛泛悠悠無實際”的高調。他主張在西方文化輸入之際，認清形勢，放眼未來，腳踏實地，有目的地去做學問，使外國人認識到中國有亦有“深思格物、實事求是之學”。正是在曾國藩治學目的的影響下，曾紀澤在列強環伺、中國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勢麵前，認識到要使中國振興，就應吸取西方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本著這樣一個學習目的，他廣泛涉獵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他三十二歲開始學習外文，後來在出使外國期間能用英語與外國人辯論，為維護國家民族權益作出了貢獻，以至沙俄外交大臣格爾斯對他稱讚不已院“不惟出眾於中國，亦罕見於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曾國藩的子孫大都未帶兵打仗，而是投身於科技、文教界，這雖然與淮軍興起、湘軍退役、兵權日落有關，但主要還是受了曾氏治學目的的影響。“格物”和“誠意”在曾國藩那裏，就是要把做學問與挽救清王朝的命運聯係起來，艮P學問之事就是研究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隨著形勢的發展，曾氏後人大都放眼世界，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學。曾國藩的子輩、孫輩乃至曾孫輩大都恪守曾氏遺訓，治學目的都比較明確。除前述曾紀澤一例外，我們還可從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的回憶錄中得到證實。她說：“我七叔對於我們教育貢獻很大，他篤信中國需要新知識來挽回亡國之慘--甲午之戰……他總要我們學新知識，尤其是科學與工程，我們後來學科學與工程，得他的啟示不少。”不僅曾氏後裔對曾國藩治學目的謹守不一，舊時一般學人也大都對此加以效法。
譬如清末民初的王先謙，他繼曾國藩之後竭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反對空疏浮華、與世隔絕的治學觀。他說：“今日士習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導之耶？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耶？又孰肯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主張做學問“意在救世”，即所謂“格物者亦以為格去物欲，還虛明之本體”，完全讚同曾國藩的治學觀。
甚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
在治學方法問題上，曾國藩所強調的“看、讀、寫、作”和“專精一業、專攻一學”的方法，更在中國近代士大夫身上留下了明顯的痕跡。
曾國藩的治學方法首先影響到他的子弟。從一百二十餘萬字的《曾國藩家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曾氏對於子弟在治學方法方麵的教導確實花費了巨大的心血。錢穆評論說：
若論近代人論學，能有親切的指點者，在前清有湘鄉曾氏。……在其家書家訓中，有不少方法指點，雖若卑之無高論，卻極親切。如曾氏說：治學貴有恒，一本書必須從頭到尾通體讀。此語豈不隻是老生常談，似不成為一種學術專家之指示。其實讀書若不能一書從頭到尾通體讀，無論是講科學方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總之是空論，非實學。
台灣又一學者侯王渝評論說，曾國藩以“涵泳”二字作為讀書方法之一種去教導他的子弟，這種方法的確有它的好處：
涵是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少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遊水，如人之濯足，為學也是如此。適度不多也不少，如得魚水之快的樂趣，才能成功。
接著，他又指出，“曾家不但兒子明理達人，連女兒媳婦都要做讀書人。曾寶蓀的祖母（曾國藩之子紀澤的夫人）在文正公指導之下，研讀大部頭書”虞，且在學問上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事實的確如錢、侯二人所言。我們從曾國藩家書及《曾紀澤遺集》中可以看到，由於曾國藩對曾紀澤在青少年時期的嚴格要求和循循誘導，曾紀澤堅持了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基本治學方法，不論是詩文、奏摺，還是日記、書劄，都繼承了其父的遺風。他不僅分門別類做到專精一業，專攻一學，有所收效，而且堅持博與專相結合，在各門學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特別是他順應時勢的發展潮流，悉心了解學習西方文化，在外交方麵顯示出他廣博的國際公法知識，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外交家。曾紀鴻作為曾國藩的另一個兒子，在其父的教誨之下，專攻數學、天文，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曾氏孫子輩、曾孫輩，如曾約農、曾寶蓀、曾昭燏、曾昭掄等或是著名的文學家，或是著名的教育家，或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或是著名的科學家。這些都不能不說與曾國藩治學方法的影響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