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主要是就詩歌的形式而言的。與此同時，就詩作的意境即內容來說，曾國藩強調的是閑適之境。什麼是閑適之境呢？曾氏具體解釋說：
詩中有一種閑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悅，天宇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閑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閑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曲曲寫出。
曾國藩在這裏所強調的閑適之境以及聲光之表現，實則是以美學的原則來闡明文藝的價值。值得指出的是，曾氏雖強調詩作要在“氣勢”和“趣味”上下功夫，但他並不完全著眼於此，並未把它絕對化。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特意提示說：“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極好文學，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由此可見，曾氏對詩歌創作，不僅重視“氣勢”和“趣味”，同時也講究“識度”和“情韻”。進而，他在強調這四者的同時，又增加了“機神”一項，作為補充。他在日記中指出：“餘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為四屬，擬再鈔古近詩，亦分為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什麼是機神呢？曾國藩解釋說：“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拿現代通俗的語言來說，就是所謂的“靈感”。因為一個詩人，他的作品不僅通過詩句中的文字、節奏、韻律等來盡情宣泄詩人的喜怒哀樂之情，而且還應蘊含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這些，雖不直接體現於詩句之中，卻可以使人感到別有一番趣味。通過對唐、宋諸名家詩作特點的考察，結合詩詞的現實社會功效，曾國藩在實踐中又對上述五者作了個別修改，即把機神改為機趣，刪去趣味一類，而易以工律。這種修改時在其晚年。他在日記中說：“夜，分‘氣勢，、‘識度，、‘情韻，、‘機趣，、‘工律，五者，選抄各體詩，將曹、阮二家選畢。”曾國藩之所以作這樣的修改，正如同他在學術上不株守一家之說、不拘泥於現成之法一樣，他在詩歌理論及方法方麵也是采摭眾長，在綜合考察之中比較其得失長短，融為一家，以發揮一己獨創的見解。
筆者兒時常聞祖父輩諄諄教誨：“字是掌門錘。”意即從小用功練字，日後必有用處。然講者滔滔不厭其煩，聞者卻當過耳陣風，不置一論，故至今未能究心書法，字跡潦草不成體統，遂成終身憾事。追至中年，涉獵曆史之學，隨覽有關先輩之文集、墨跡，方感書法乃學人士子必不可缺的一項功夫。中國傳統的科舉製度下形成了一堵不可輕易逾越的高牆，即一個讀書人獲得秀才、舉人之功名後，如欲躋身仕途的最高階梯--進士行列，於寫字一門功夫決不可掉以輕心。如湖南鳳凰人熊希齡曾於1892年入京會試，中試貢生。按清代典製，會試放榜後一月即舉行殿試，由皇帝欽點一、二、三名，區分一、二、三甲等第。但熊氏當時由於書法練得並不是很好，故不敢貿然應殿試。林增平先生在《熊希齡集》序言中說：
“殿試對策，理應按內容評騭高下，但實則積習相沿，專重書法。時張亨嘉在京，鑒於熊希齡書法尚不合殿試格局，恐至罣誤，囑他‘暫告終養，，把字練好再去應殿試。他便住在北京一個廟內，悉心摹仿殿試考卷及書法。”熊氏這才得於1894年補應殿試，成進士，朝考後授庶吉士之職。由此可見，書法是關係到士大夫是否能夠功成名就的一個重要進身之階。
書法，或者謂寫字一途，不管是對於一個人的功名利祿，還是實際事業，都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這在封建社會是不言而喻的。從一定程度上說，它實際上是衡量一個人藝術修養程度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曾國藩作為一名進士出身的正統士大夫，對書法一門當然是認真對待、頗為講究，並下了一番功夫的。
曾國藩愛好書法的原因，除了受中國傳統科舉製度所嚴格規定的基本條件約束、促使之外，更有他本人的興趣和動機。起初，他愛好書法主要是從實用角度來考慮的，即應付考試，投合時好。他在家書中說：
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為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複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
當然，學書法，練書法，並不完全是為了應付科考，更重要的是對於治學從政有很大的幫助。他說：
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為學，則手鈔群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從以上這幾段引文可以看出，曾國藩起初是從實用的角度來學書法的，即他把書法當做一種工具來看待。然而，進入中年以後，尤其是在晚年時期，他則改變了這種觀點，認為書法應被當做一種藝術來看待，應當把含蓄表露自己的情感和心境作為學習書法的一個最終目的。他在評論古人的書法時說：“悟董香光之法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餘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隨後，他更進一步認識到，學書法不應當存有求知見好之心，而應當為“藝術而藝術”，以求其內在之真諦。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