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曾國藩為閱卷官，其文受到曾的賞識。張即拜曾為業師，學問日有長進。1852年下半年，張裕釗離京返鄉，在此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裏，他時往曾幕居住，送詩文請曾國藩批點。曾氏在1858年8月至1861年冬天的日記中屢屢記載說，“夜批張廉卿古文畢”；“張廉卿於午刻及夜間來船痛談古文，喜吾學問之有同誌者，忻慰無已”；“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餘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餘亦篤愛，不忍舍去”等等。1861年12月，張裕釗在曾國藩的多次邀約下赴安慶入曾幕，遵師命一麵講學培育人才，一麵悉心鑽研古文之學。與此同時，他也為曾國藩做些公文寫作方麵的事情。張裕釗無心從政做官，在曾氏去世後曾出任過湖北、直隸、陝西等省書院院長之職，培養出朱銘盤、查燕緒、孫葆田、張謇等許多有用人才。也許是由於曾、張二人對古文的共同愛好使然，他們師生之間建立了一種深摯的情誼。曾國藩破例為張裕釗的祖父和父親分別撰寫墓表和墓誌銘，就很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張裕釗則沒有辜負曾國藩對他的期望，成為“曾門四弟子”中唯--位純粹的學者。通過張氏現存的《濂亭文集》、《濂亭遺稿》等文字，我們可以感覺到，無論是古文風格、行文內容，還是文字表述，都有曾國藩古文理論影響的痕跡存在。鄭振鐸所輯《晚清文選》收錄了張裕釗的七篇文章，這些文章大都涉及到曾氏古文理論及其寫作方法，“謹守曾國藩家法”在這裏得到了真正的體現。此外，在《與黎蓴齋書》中，張裕釗深感曾國藩去世後可與他切磋文理文法的人實在不多，對曾國藩在世時在這方麵給予他的指教表現出深深的依戀之情。他說：
前在金陵，相與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悠忽月餘日矣。……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嚐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辭章之屬，其塗徑至博，其號稱為端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故，而能者寡矣。自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舉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生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為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生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
在此處，張裕釗雖重點說的是自己對古文的興趣，說的是文友稀缺，不免有孤獨憂傷之感，但從行文可知，他的老師曾國藩去世後，吳汝綸、黎庶昌等人與他又不經常在一起，然他對古文的興趣沒有改變，決心將曾國藩倡導的桐城一湘鄉派文論之風格延續下去。如他在《答吳摯甫書》中指出：“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這是因為，作古文之意、辭、氣、法這幾個方麵，“非判然自為一事”，不是死搬硬套就可以的。他明確表示：“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這就明顯體現出張裕釗對曾國藩所主張的作古文應以情意為歸宿的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就後人對曾國藩文學藝術觀尤其是曾氏古文地位及社會功效的評價而言，王先謙、章太炎、錢基博的觀點最有代表性。
王先謙（1842--1917年），字益吾，湖南長沙人。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編修、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參與國史館編纂工作。他曾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一書，認為曾國藩雖宗桐城派文論，但因時勢變異又對桐城之學在加以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了發展創新。他說：
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為不足為。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蕭管翕鳴，邈然不可複得，而況山陬海遂，弇陋寡儔，有誌之士先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
在這裏，王先謙充分肯定曾國藩等人複振桐城派於清鹹豐、同治年間的社會功效及其曆史地位，麵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的衝擊，他在無可奈何之際對曾國藩在世時形成的“聲氣冥合，蕭管翕鳴”的學術風氣表現出無限追戀之情。
在《複閻季蓉書》中，王先謙圍繞學術這個主題，對清代桐城派文論流變以及曾國藩古文理論的曆史地位作了評述：
本朝糾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為平允。其實掊擊宋儒之風過盛，放姚氏非之，以救時也，非為名也。……道鹹以降，西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為學者各隨其材質好尚，定趨向以蘄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辨爭。孫芝房先生以粵寇之亂，歸獄漢字，大為士林姍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巨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廢，發憤著書，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惟亮察焉。
上述引文內容雖主要談論的是漢宋兩家之爭的學術問題，但曾國藩的學術觀點較大程度上體現在他的古文和詩歌理論之中，桐城一湘鄉學派的形成，反映的主要就是古文和詩歌創作所具有的特色。從而，王氏在篇中對曾國藩的肯定，實則是對包含在曾氏學術觀中的古文和詩歌創作理論及其地位的肯定。王先謙自稱：“仆論文，素不喜人言宗派，竊以為立言之道，義各有當而已。”盡管就學術源流而言，王氏治學實則從總體上秉承了郭嵩燾、曾國藩一途，從他所作古文和詩歌體現出的基本特色就可看出，他是晚清桐城一湘鄉派的衣缽傳人，但王先謙在上述文字中對曾國藩學術觀和文學藝術觀的評價卻是中肯的，具有明顯的學術性。